丁鸣，原名吕守棵，参加革命后化名为丁鸣。1925年6月15日，出生于今莱城区辛庄镇吕家峪村一个勤劳纯朴的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帮助父母干活，期间放过牛羊，种过农田。半农半读的生活，赋予他以劳动人民的本色。1937年，在即将高小毕业的前夕，爆发了抗日战争。7月7日，日寇首先向华北大举进攻，不久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在华北、山东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0。作为一个一向学业优良并显露出组织才能的少年，他和家乡父老一起参加了反侵略斗争，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早的一批儿童团长之一。1939年(14岁)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他曾经在莱芜县中学、泰山中学、山东公学度过了中学时代，他的学校生活是在边抗日边学习、边生产边工作中度过的。此后曾经任中心小学语文、音乐教师、校长和文教工作、宣传文化工作，直至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1945年10月，丁鸣奉调赴东北。告别了乡亲，背上背包，与6000名干部组成的干部大队随八路军主力踏上新的征程。队伍途经胶东半岛龙口港乘老百姓打鱼的木帆船，历尽颠簸呕吐之苦到达了东北皮口镇，投入了东北解放战争的斗争实践。
丁鸣早在少年时代就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他的两个舅父是农村业余莱芜梆子剧团的演员，从小就带他参加剧团的活动。读初中时，是学校学生剧团的骨干，后来又参加泰山军分区进军剧社的工作。他生就一副好嗓子，是唱歌跳舞演剧的活跃分子，而且曾数次男扮女装以应急需。1943年他18岁时，在沂蒙山区沂水县小高庄完全小学任音乐教员兼学生剧团团长时，完成了他的处女作——载歌载舞的《开荒》舞，学生们的表演获得了群众的好评。到东北后，根据他的特长，被分配到合江省文工团、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文工团任秘书工作。 1946年9月到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音乐系进修。之后留到“鲁艺”被分配到鲁艺文工团一团、四团担任演员、乐队队员、音乐创作和组织领导工作，逐步走上团的领导岗位。从
1945年至1949年的四年里，他的足迹从旅大的皮口开始，踏遍东满、北满、南满的几十个市县村镇。作为党的宣传干部，他为建立东北新的革0据地，发动群众清匪反霸，进行土地改革和解放全东北的战争中，鞠躬尽瘁；作为革命文艺战士，他不畏严寒酷暑，所到之处都唱歌曲，指导群众扭秧歌，参加各种演出活动，收集生活及民歌素材进行音乐创作，奉献出宝贵的青春。这一时期他创作发表的主要作品有:《贺新春》、《打蒋军好比下象棋》、《万岁，中国0》、《秋收》、《互助生产忙》等革命群众歌曲;秧歌剧《推小车》、《闹生产》(夏彬编剧)、《分浮财》(张庚编剧)、小歌剧《老耿头》(王华、文军编剧)、《互助合作好》(涤心、小责编剧)等，通过演出效果良好，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后，解放全东北的战争全部结束，“鲁艺”文工团四个团和音乐团集中沈阳，奉命重新恢复办学，定名为“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下设音乐、戏剧、美术三部，各部下属一系、一研究室、一团(或工厂)，另有一文学研究室，舞蹈班、图书馆直接属院部。丁鸣担任音乐部音乐系助理系主任，并晋升为讲师。从此开始了为祖国的高等音乐教育事业而献身的历程。同时在音乐创作、音乐理论、音乐社会活动诸方面展开了全面发展的活跃时期，并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和机会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强化音乐事业的理论修养和技术技能。
作为作曲家丁鸣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五六十年代。他的各类不同体裁形式的作品，据不完全的资料(许多都已丢失)约计二百余首(部)。建国后正式发表作品主要有:歌曲《打击侵略者》、《人人小心防山火》、《会见毛主席》、《追击大-犯》、《我们的彭司令员》、《我们想着毛主席》、《果园之歌》、《月牙五更》、《一道喜讯传下来》、《渔村好风光》、《百花问春早》、《走道要走阳关道》、《春风野火遍全球》、《掀起生产新0》、《向科学现代化进军》等;少年儿童歌曲《爱祖国》、《小白鸽和小姑娘》、《听解放军叔叔讲故事》、《少年儿童造林忙》、《小树快长大》等;独唱歌曲《婚姻自当家》、《我爱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在高山顶》、《石榴花开牡丹红》、《春雨》、《中朝人民是兄弟》、《歌唱张志新烈士》、《凌河两岸好风光》等。大型音乐作品主要有:大合唱：《森林之歌》(胥树人作词)，《胜利花开遍地红》(与劫夫、中艺合作，霍希扬作词)、《钢都三月满城花》(与霍存慧、郝汝裹合作，文玉、鸣戈、普烈作词);电影音乐:《祖国的东北》(严辰、普烈词);歌剧:《在边境线上》(胥树人编剧)、《喜日子》(王拙成编剧)等。上述作品中有一部分曾受到辽宁省、东北人民0、文化部的表彰。有的录制了唱片，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丁鸣的音乐创作始终遵循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的原则。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群众性和创作个性。
他始终坚持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上世纪50年代他写《森林大合唱》时，虽然是刚刚告别白山黑水来到沈阳，但是为了取得更丰富的生活基础，曾两次重返小兴安岭林区，住在工棚子里，体验林业工人生活和劳动情景，参加可能的劳动，记录劳动号子。是生活启迪他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生动地写出了林业工人充满幻想性、传奇性的苦难过去，充满豪情和欢乐的今天，以及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好未来。1960年，写清唱剧《钢都三月满城花》时，他率创作小组去鞍山钢铁公司深入生活数月之久。这部作品在鞍山、沈阳演出受到普遍的欢迎和好评。-总理在辽宁大厅观看演出后，曾给予充分的肯定。他满意地说:“要好好地歌颂工人阶级，这样的作品应该多一些好。”
丁鸣十分重视并追求音乐作品的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他的创作中广泛地吸收了华北、东北地区的民歌、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东北“二人转”的音乐语言风格特征以至结构形式。从他各种体裁的作品中都可看到这一脉络。同时，他又不拘泥于原有的东西，努力给予新的、个性化的处理。
丁鸣的创作，始终执着地追踪着时代前进的足迹。这从他的音乐作品的目录中可以一目了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创作了歌颂与“-”斗争中宁死不屈的女英雄《歌唱张志新烈士》和反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向科学现代化进军》等作品。
丁鸣在他怀着深沉的战友之情所写的《纪念安波、学习安波》的文章中所说的“他对党的文艺事业的贡献，不是由他个人的文艺创作所能估量的”。这句话同样适宜于他自己。丁鸣一贯热心于群众音乐创作的辅导工作。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与竹风根据在东北音专作曲系的讲义而整理出版的理论专著《歌曲作法教程》一书，是以马列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为指南，以古今中外尤其是我国“五四”以来知名音乐家创作和教学实践，参照同类著作进行综合分析归纳而写成的。该书对历来被认为是神秘莫测的音乐创作现象，给予了通俗的、科学的阐释，使读者从中既认识作曲规律掌握作曲技法，又增长知识丰富音乐修养，加深对音乐的理解和鉴赏能力，熟悉大量优秀音乐名作。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和音乐工作者的欢迎，并被一些音乐院校团体列为重要的教材和参考书，一版再版仍是供不应求。至今仍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学术专著。
丁鸣同志虽然组织管理工作十分繁重，但出自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社会责任感，多年来不辞辛劳，以探索音乐规律进而驾驭音乐规律为出发点，撰写了《创作与传统》、《标题与内容》、《体裁与形式》、《专业创作与民间音乐》、《音乐作品的题材、体裁、形式、风格应当更加多样化》、《音乐表演艺术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精神》、《当前群众音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谈轻音乐的发展与提高》、《发展音乐交流，促进音乐繁荣》、《全面地理解和发挥音乐的社会功能》、《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与音乐建设问题》等重要学术论文八十余篇，五十余万字。而我国近现代和当代音乐史、音乐作品与音乐家(包括聂耳、冼星海、吕骥、贺绿汀、郑律成、安波、李劫夫及东北地区的张风、秦咏诚、雷雨声、尚德义、作曲家王殿槐、农民作曲家陈培檀等)的研究，也是丁鸣的主要涉猎领域，发表了大量论文，对我国音乐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丁鸣是一位热心的音乐社会活动家，多年以来，除本职工作外，还兼任着地方乃至全国的许多文艺社团和学术团体的社会职务。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一直是中国音协辽宁分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主席;辽宁省文联的委员、副主席。粉碎“-”后，他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届、四届理事、常务理事;聂耳、冼星海学会干事，受聘担任顾问和名誉职务的团体就更多了。他热爱也热心于这些学术性群众组织的事业，积极参与或主持业务学术活动，团结同行战友一起开展工作。他曾受权并协商促进东北三省之间的音乐协作活动，是主要的发起人与倡导者、组织者之一。“哈尔滨之夏”、“长春音乐会”、“沈阳音乐周”，三省轮流坐庄共同参加活动的地区性大型音乐盛会，对东北三省音乐文化的建设与繁荣，音乐人才的发现和培养，经验的总结和交流，音乐界的友谊和团结，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影响波及全国。他也应邀参加“上海之春”、“羊城音乐花会”、济南的“泉城之.秋”、武汉的“琴台音乐会”、西北五省区的“兰州音乐会”、华北五省区的“北京音乐节”、“中国艺术节”、“大连之夏”等大型音乐舞蹈节目活动。作为评委他参与全国第一届交响音乐比赛和民族器乐曲比赛的评奖活动。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是《音乐生活》(包括它的前身《东北新歌选》)的编委、副主编、主编;他在沈阳音乐学院院长任期之时，在庆祝建校45周年之际，亲手创办了学校《乐府新声》并自任主编，还撰写了《发刊辞》;他被推举为《东北近现代音乐史》主编，《沈阳音乐学院校史》主编;被聘任为全国《冼星海全集》编委，并被委托担任《九一八大合唱》的责任编委;国家大型百科丛书《当代中国》音乐卷编委;国家艺术学科重点科研项目《十大集成杰书》之一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编委会编委、副主编和《辽宁卷》主编;《学生音乐辞典》(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等单位编辑)的艺术顾问;辽宁电视台艺术顾问;沈阳出版社特约编审等职务。多年来，不断出席了与上述任职有关的全国性的、东北地区的及本省的各类学术会议和专题研讨活动。
1983年11月间，应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中国音协派出了以副主席孙慎、时乐蒙为正副团长的六人音乐家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友好访问和音乐考察，丁鸣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全部活动。回国后，在《音乐生活》月刊上，连续发表了系列文章介绍了这次访问的情况和收获。1986年10月间，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音乐家同盟的邀请，中国音协派出了以副主席瞿希贤、常务理事丁鸣为正副团长的五人音乐家代表团，在朝鲜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友好访问和音乐考察，并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三十五周年的系列活动。在上述所有这些社会兼职和音乐社会活动中，丁鸣一方面积极热情地、有所准备地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一方面源源不断地从多条渠道多种机遇直接吸收了大量的多侧面多层次的音乐信息，这对于不断改变对比的参照系数，更好地做横向比较，从而开阔视野，放眼世界，保持和提高思维的宏观的敏锐性、系统性和微观的深刻性、准确性，在专业活动和领导岗位上发挥更大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辛勤的音乐教育家，丁鸣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的抗日战争时期，就曾担任过小学音乐教师。自1948年至今的数十年间，他在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沈阳音乐学院历任系主任、教务主任、教务长等职，此后虽曾一度调离学校在省音协工作一段时间，但1979年4月，沈阳音乐学院师生又兴奋地迎来了阔别多年的丁鸣同志担任学院院长兼-。
丁鸣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为他倾情献身音乐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膝下有4个子女，今年63岁的长子吕振平一直在老家务农，其他三人在外工作，均事业有成。他离休后，没有沉浸在颐养天年的天伦之乐之中，仍兼任辽宁省文联顾问、辽宁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而且勤奋笔耕，于1996年出版了四十多万字的《千山乐话》一书。此书由著名音乐家吕骥(中国音乐家名誉主席)题写书名，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李焕之作序，副主席李凌、赵风、孙慎题词，对丁鸣的这部音乐文选，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是一本以音乐评论为主包括散论、杂谈等文体的音乐文论选集，写作时间跨度很大，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要的论题和内容是环绕着发展和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文化这个中心，及与它有关的各种问题。其中所涉猎的学术学科就包括有音乐美学、史学、音乐民族学、民俗学、音乐教育学、音乐创作与表演、民族民间传统音乐的继承和发展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还对当代一些音乐家写了述评。文集的内容广泛而深刻，可称得上是经典之作。这些文章，一定能经得起历史的洗刷，而永远闪烁着它的熠熠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