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记载着潜江上下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人物等，这其中在潜江这块版图上生生死死的人和在潜江历史舞台络绎不绝演绎人生者数以千万计，但能留名载入史志者寥寥无几。《县志》（卷十二·秩官志下）记载的是“知县宦迹传”“县丞宦迹传”，还有“典史”“教谕”“训导”宦迹传。潜江建县一千多年来，历经县丞应当在百人上下，但唯有为李镛一人立了传。
县丞即知县的副手，相当今天的副县长，官职从七品或正八品。旧时潜江因滨江临河，水患频频，在明清时期其版图、税赋贡献等都属中等县。按只有大县、强县（主要是税赋贡献）才配县丞之规定，因而潜江有时配县丞，有时又不配，全凭朝廷认定。《县志》载：“李镛，太平（今浙江温岭市）人，正统年间（原文此处有误，应是成化年间）以监生授潜丞”。这时正是明宪宗帝朱见深在位，明朝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期，潜江也出现了仓满民丰的短时繁荣，这时就有了县丞李镛。李镛在成化六年（1470）到任，成化十五年（1479）离任，他在潜干满了三届（明清三年为一届）共九年。
我认真研读《县志》相关章卷后，得知李镛在潜县丞岗位至少干了以下四件事。
一是建便民南仓。明洪武元年（1368），时任知县史纯一在“县治左儒学街内”（今粮油加工厂一带）建储粮官仓三十六间，取名“常平仓”，后任知县又先后建了“预备仓”“便民西仓”。这些粮仓到了明成化年间有的已逾百年，有的要修缮，有的随着县城人口增长，既不够用也不便民，于是在成化七年（1471）时任知县李崇恩将增修城南粮仓之事交给了县丞李镛去操办。李镛吃住在工地，精心组织，精打细算，一个冬季就将城南粮仓建成。《县志》（卷四·建置志）载：“便民南仓，成化七年，县丞李镛建”。
二是修筑城郭。潜-乾德三年（965）建县，县署在安远镇（今高石碑镇蚌湖村），元至元三十年（1293）安远县城遭洪水冲毁后即迁址斗堤（即今园林办事处）。安远县城有无城郭无法考证，迁址斗堤后建了一土城。《县志》（卷四·建置志）载：迁县筑城之始为土城，“高一丈五尺（约四点五米），袤（长）四百余丈（一千四百米左右），名‘田舍城’，东临河（即今县河）”。到了明成化年间县城还是一座土城，只是城郭面积有所扩大。直至嘉靖二十三年（1544），潜江县城才有砖彻城墙，并有“东汉滨、西郢郊、南迎薰、北望洋”正规四城门。成化六年县城又遭水冲，很多地方损毁严重，次年李镛带领百姓重新整修城墙（土墙）。《县志》载：“明成化七年，大水，城坏，县丞李镛修筑”。
三是修县衙戟门。戟是一种柄很长、头上戈矛相间的古兵器，古代帝王外出插戟为门，后泛指官府或显贵之家的大门，有的与院墙相连作大门用，有的建在院墙与正堂门的中间迎宾通道中间，象征着权贵。明清时期潜江的县衙建在迎宾通道中的戟门有三楹（即三间开），明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一场狂风骤雨将戟门几乎摧毁，县府当年没有这笔支出预算，拿不出钱来对戟门进行整修。对此，李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主动牵头，与几位吃皇粮的同僚商议，拿出自己俸禄银两对戟门进行了重修，让县衙这道飞檐翘壁、辉煌森严的戟门重显庄严。《县志》载：县衙“前中戟门三楹，成化十三年五月，为猛风摧裂，县丞李镛、教谕曾恺、训导叶善捐俸重修”。
四是筑花封堤。此事也发生在成化七年。成化六年五六月间全县普降暴雨，白洑垸（王场一带）决堤一千余丈，洛江（今城东河城区一带）也决堤，县城被淹，加之汉江支流也涨水，县境一望千里，渺无畔岸。这年冬季，知县带人修白洑垸堤防去了，将修筑县城东边的这段古堤（名为花封堤）的任务交给了李镛。李镛首先拜访知名的耆老、黎民、纯吏，与他们商讨修堤之策并形成共识。于是“民欢趋之，李侯听夕循行，劳来其间，旬月落成”，一条长两千多米的护城长堤修筑而成。《县志》载：“成化七年，县治决，县丞李镛筑堤防御之。广三寻（一寻等于八尺，即堤宽约八米），崇二仞（一仞等于七尺，即堤高约0三米），袤八百余丈。沿岸夹树榆柳，通车马往来，名花封堤”。当时安福（今江西安福县）的张司业，华容（今湖北监利县）的黎学士分别对李镛筑堤的事以赋和诗的形式进行了记载。（《县志》有全文，略）
《县志》还记载有李镛修学校、神厨、神库等宦迹，在此不作赘述。农耕时代的一位不远千里的外乡之人能不图名利在潜任职九年，这本身就很了不起，而能干出这些一般知县都干不了的事，更是让吾辈佩服万分。这的确如《县志·县丞宦迹传》所言，“潜甚赖之”“有功民社，盖一时之能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