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可秀,原名苗克秀,又名景墨,号而农。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生于本溪县下马塘苗家堡子。父亲苗维新是庄稼人,务农之余,挑担做小本生意,以补收入。
苗可秀于1914年(民国3年)9岁时入本村私塾读书,塾师是从山东来的一位老秀才,旧学根底很深。因苗可秀读书用功,成绩突出,深得塾师器重,破例不收他的学费,并着意培养苗可秀文学方面的特长。1919年他考入下马塘高等小学,两年后考进沈阳第三中学,1926年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预科读书,1928年升入本科。
苗可秀考入东北大学以后,孜孜不倦地读书,潜心探求学问,理解问题有独到之处。他曾致力于先秦诸子文学的研究,著有关于论述荀子的文章20余万字。文章立意新颖,深得师友信服与好评。在学习期间,因成绩优秀,性格诚实稳重,在文学系学生中很有威信,被推为级长。在读书期间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十分愤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苗可秀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与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1年11月5日,参加了“东北民众赴京-团,”提出:“克日收复东北,准备对日宣战,缉拿汉奸,惩治失地负责官吏”等八项主张。
1932年2月,苗可秀受救国会的委托,到辽东三角边地邓铁梅所部义勇军,与邓铁梅相见,当即被邓铁梅委任为民众自卫军总参议,辅佐邓司令参赞军务,后又任军官学校的教育长兼学生队队长,在凤城、岫岩、庄河、安东(今辽宁丹东)一带进行抗日斗争。
1932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削减抗日力量,曾多次通过邓铁梅的昔日好友出面或者通过书信劝邓投降,均未得逞。于是便提出要与邓铁梅部“谈判。”当时自卫军处境非常艰苦,服装不整,夏季多有赤足者。在岫岩被俘的日本商人见此情景,主动提出愿供应两万双胶底军鞋,作为释放日军战俘的交换条件。在反扫荡战斗中,义勇军弹药也消耗颇大,急待补充。遂趁此机会,邓部向日商要求必须供应20万发子弹。日商并未拒绝,只说军鞋供应自身可以解决,而子弹问题需与军方商量。因此先释放一名日商去,以便联系。过了几天,接到被释放的日商来信,请派代表到凤城去商谈。总部派总参议苗可秀携带随员两名前往。
苗可秀等到凤城后,和日本参事官、伪县长康选三见了面,把任务说了一遍。日伪方面当时未作具体表示,饭后,伪县长说:“这事关系甚大,当地解决不了。”日方官吏主张到新京(今吉林长春)商量。苗可秀明白敌人本意是要招降邓铁梅部。但为了获取子弹,坚持抗日,只好将计就计,当天在日方官吏陪同下,乘火车来到奉天(今沈阳)。到奉天后,日方官吏说不去新京,需先和奉天日军司令部及警务厅接洽,苗可秀便同他们分别会谈。但日伪-避而不谈交换条件,且态度极为傲慢,伪警务厅长甚至谩骂自卫军是乌合之众,限令9月中旬缴枪投降。
苗可秀识破了日本人的诡计,当即提出声明:“本人是奉命来同你们商谈日俘交换问题,而你们所提出的问题,与我的使命无关,本人无权发言!”日方立即威胁说:“你们是有利的,如果不接受,就先把你们留在这里。”苗可秀看出日方不能履行原来的交换条件,为摆脱被他们强制扣留的危险,马上向日方表示,你们把我们3人留在这里,对邓司令的实力来讲,是没有什么损失的。你们提出的是招抚问题,本人没有接到这项使命,当然是没有权力来过问。你们如果强制我接受,我没有得到司令的许可,恐怕也不会生效。况且招抚这样的大问题,你们最好派遣代表到“抗区”去同邓司令亲自谈判。假如不放我们回去,对邓司令来说,起不到要挟作用,只能堵塞用和平方式进行招抚的道路。日方听了苗可秀的话,立即向苗可秀表示歉意。第二天,军部及伪政府分别派遣大佐、中佐、少佐等日本军官6名,带领翻译刘大舟,随同苗可秀来到“抗区。”苗可秀回到“抗区,”将这次奉天谈判的经过向邓司令做了详细的汇报,邓铁梅认为交换条件既然无望,就没有同日方军官再谈的必要,遂将日方代表同翻译官一起,交到驻刁窝堡的第三支队暂行看管。在一次全体军官会议上,邓铁梅征求大家的意见,如何处置敌方代表,多数人同意将其全部处决。苗可秀奉邓铁梅之命将日方代表友田俊章等六人处死。
苗可秀从奉天“谈判”回来后,继续率领中国青少年铁血军在凤城、岫岩一带进行抗日斗争。苗可秀组织指挥有方,重视对士兵
的宣传教育工作。他统帅的士兵,纪律严明,作战勇敢。他们的口号是:“爱护老百姓,联合警备军,团结义勇队,打倒日本人。”
1932年9月末,伪军李寿山部千余人从大孤山出动,攻占了黄土坎,令其弟李怀臣驻守。黄土坎与大孤山隔大洋河相望,是自卫军经营的经济重地,与自卫军司令部驻地龙王庙很近。为保卫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的安全,10月18日邓铁梅任命苗可秀为总指挥,率队誓死夺回黄土坎。苗可秀于18日深夜率领第九团、学生队(军官学校学员)和大刀队摸进黄土坎,将查岗的李怀臣刺死,战至次日清晨收复黄土坎。消灭李部伪军五六十人,缴获长 30多支、子弹1万发。
1932年12月8日,日军从凤城出发向龙王庙进攻。为掩护邓铁梅司令部从龙王庙安全撤出,苗可秀带领学生队和一营、二营战士200人到龙王庙西北15公里处设伏牵制日军。当日军进入伏击圈时遭受到突然袭击,死伤60多人。自卫军伤亡20人。此役为邓司令12月17日撤出龙王庙赢得了时间。伏击战后,苗可秀与邓铁梅在哨子河马道沟会合,向尖山窑方向转移。因尖山窑失守,部队在哨子河三道干沟集结。这里距尖山窑15公里。日军调集200多人扼守文家街,以堵塞自卫军收复尖山窑的通道。乘日军立足未稳,苗可秀率队向文家街猛攻。日军战败,退守红花岭。红花岭是通往尖山窑必经之处,易守难攻,势在必得。苗可秀率队乘胜攻占了红花岭。日军退到宁家堡子,把老百姓的箱子、柜子都搬到街上构筑临时工事,企图固守。苗可秀趁夜把宁家堡子团团围住,下半夜发起总攻,大刀队在步兵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冲进宁家堡子,抡起大刀猛砍日军,毙敌50多人,迫使日军退守尖山窑。
苗可秀率队在密林中稍事休息即向尖山窑进军。第二天夜里8时,苗可秀指挥自卫军炮轰尖山窑,日军却毫无动静。当自卫军先头部队冲进尖山窑时日军才开始还击。苗可秀一马当先冲在最前边。战士们信心倍增,奋勇冲杀。日军凭借工事掩体顽抗。苗可秀不顾枪林弹雨,爬上墙头指挥。自卫军士气大振,猛冲猛打。拂晓时分日军终于支撑不住,向白旗堡方向逃窜。被日军占领20多天的尖山窑又回到自卫军手中。接着,苗可秀又指挥部队打退日军二次反扑,在尖山窑站稳脚根。自卫军在尖山窑设立司令部。军官学校开始招收第二批学员,苗可秀亲自授课。
1933年3月,苗可秀去哨子河与赵同等人在岫岩县红旗沟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青年抗日同盟会、别动队,任命刘壮飞、白君实为别动队正副队长,并决定苗可秀到关内活动。苗可秀到北平(今北京)制定奉天(今沈阳)-计划提交救国会讨论同意,于1933年8月潜回奉天活动,不久返回凤城。
1934年2月1日苗可秀在三道虎岭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少年铁血军。苗可秀被选举为少年团总裁、同心会会长、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铁血军下设3个大队,任命赵同为铁血军参谋长,并任命了铁血军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警卫队长等。3月著成《少年团须知》、《新义勇军谈话》、《铁血军口号问答》、《少年团口号问答》、《我们为什么作义勇军运动》、《加里波的传记》、《孙中山先生革命史》、《论孟择要》、《曾文正公全书择要》、《汉奸叹十声》、《冤魂托梦》等文章11种。每种装印500册,至5月完成。提出“爱护老百姓、唤醒伪-、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的口号。4月率领一、二大队在黑夜里与日军遭遇于沙里寨,激战2小时,史绍迁大队副牺牲,日军伤亡10多人;将土匪王召伯部80多人缴械,救回“肉票”(指被土匪绑架的人质)40多人。先后被缴械土匪有黑虎、铁牛、铁山、鹞飞、五虎、东洋、九江、天王、地王等30多股。5月率第1军2大队150多人趁风雨天气进攻驻大岔沟伪军,打死打伤中尉连副以下20多人。6月1日,苗可秀在少年团改选会议上连任总裁。此期间苗可秀在各地举行群众大会40多次,宣传少年团、铁血军的宗旨和主张。 7月,苗可秀得知因邓铁梅被捕,日军招降邓铁梅余部、汪晓东通知各部投降的情报后,于7月将汪部缴械,驱逐汪晓东入关。
1935年2月15日,苗可秀率军300人,行至猞猁沟(今岫岩红旗镇)稍事休息,发现伪军分乘5辆汽车共300多人来犯,立即下令伏击。此役共缴获步枪50支、手枪4支、轻机枪1挺、重手提式机枪1挺。伪军大队长苗次芳、大队副李哲英被击伤后逃跑。1935年4月21日下午,苗可秀率队到达沟汤(今岫岩哈达碑乡沟汤村),在学校召集群众开会,宣传抗日救国。突然听到南山响起枪声,苗立即带领部队往北撤退。得知日伪军200多人在沟汤村宿营,分住东西两个大院。晚上10时,苗令刘壮飞、白君实兵分两路向两个大院逼近,迅速发起攻击,全歼敌人两个大队。这次战斗击毙日军7人,击毙伪军10余人,并缴获大部分军械。6月13日,苗可秀率部由凤城渡过哨子河来到羊角沟刘清兰家宿营。叛徒刘仁安向驻哨子河日军密探张兴式报告抗日联军行踪地点。拂晓时分苗部突遭日伪军500多人包围。苗可秀因腿部受伤,由战士王德林背着逃出重围,在山林中隐蔽养伤。6月21日凌晨来到碑家岭朱运成家养伤,因叛徒赵春和等人告密而被捕。
苗可秀被捕后,先关押在日本警察署,用装甲车送到安东(今丹东)医伤。苗可秀与日军及有关人士展开辩论,揭露日军侵略行径。有个日军军官说“我们是来替你们求解放、争自由的,你不来谢谢我们,还打我们。”面对强盗逻辑,苗可秀予以痛斥:“你们是残暴不仁的帝国主义,你们是吃人如麻的饿鬼,你们是贪得无厌的猪狗。你们要灭绝我们的生路,糟蹋我们的人格,还用伪装面目来欺骗、0我们。请问自由在哪里?解放在何时?现在我们见到的不过是些满目凄凉的景象罢了!”一个翻译官凑上来问:“你上山几年了?”苗可秀视其媚态说:“你是什么东西?是人是鬼?你不配和中国人说话,快滚出去!我天天在山上走,也天天在地上走,不象你们这些狗腿子天天在日本人的胯下走。”日方对苗可秀施以惯用伎俩,妄图以授予中将军衔、委以警备司令为诱饵劝其投降,苗可秀对此嗤之以鼻。劝降不成,日军终于露出凶恶本性,威胁说:“你打死了那么多日本人,这些人的家属都要求对你处以极刑,你若投降,还有一线生机,如若不降,必死无疑。”苗可秀坦荡地说:“打死日本人是抗日军指挥者的天职,死是我的最后归宿。”日本翻译前山对苗可秀的爱国行为肃然起敬,请题字留念,愿意代为邮寄信件。苗可秀挥笔题写“正气千秋,”并作《誓扫倭奴不顾身》一词送给监护他的日本军人。苗可秀在写给老师王卓然的信中给儿子起名“苗抗生”,勉励儿子继承遗志,为抗日战斗终生。
1935年7月25日下午,凤城街道两旁-林立,日军用1辆马车将苗可秀押到被苗可秀枪毙的友田俊章等6人纪念碑前强迫跪下。苗可秀拒绝下跪,昂首挺立。日军惊恐万状,急忙将其押往凤城城郊南山沟里绑在一棵小松树上,并对他说“你现在答应投降,还可以保证你不死。”苗可秀说:“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我已做好死的准备,你就来吧!”然后高声吟道:“而农松下折颈枝叶茂,可秀日久还田重复生。”日军给友田俊章等人家属每人发一支枪,叫他们赶快行刑。贺门的妻子开第一枪,白井的哥哥开第二枪,接着枪都响了,苗可秀在枪声中英勇牺牲。
1946年,凤城县政府将站前街命名为苗可秀街。1957年1月1日,凤城县人民委员会在苗可秀牺牲地立碑纪念。并于1988年10月,在凤凰山下建立邓铁梅、苗可秀纪念碑。
为纪念苗可秀烈士,本溪县人民政府于1987年7月在苗可秀的家乡下马塘镇虎头山下树立了英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