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直(1513-1600年),字子鱼,号东溟。著有《律吕正声》六十卷,是明朝具有一定成就的律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一定位置。
王邦直祖籍即墨。即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上曾先后有即墨三大夫、田单、田横等仁人志士在此建功立业,也曾有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读书不其山下,还孕育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历法《太初历》的制作者西汉天文历法专家徐万且、三世以清廉著称的西汉名臣王吉王骏王崇祖孙等名臣学士,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了周黄蓝杨郭五大诗书传家的名门望族。但即便在地灵人杰人才辈出的即墨,王邦直的家族也堪称书香门第。
自明代起,王邦直家族就自认为是汉谏议大夫王吉的后裔,当地很多缙绅学士也这样称呼他们。但因时代久远,王氏家族是否确系王吉后裔已经很难查考。根据目前的可靠记载,王邦直的先祖王守信,是元朝的处士,也就是一个有才华品德但却隐居起来没有出来做官的人；二世祖王伯举是洪武年间的岁贡生,官至广东按察使司按察使；三世祖王载和四世祖王璧都好读书,娶的也都是官员之女；五世祖王振明于法律,擅长地理阴阳之学,娶的是尚书之女；五世叔祖王援是贡生,官至教谕。王邦直的六世祖即其祖父王佐,是副榜成化丙午科的举人,做过山西忻州学正,曾在即墨东关南北街上兴建飞黄坊,来彰显功名并激励子孙。王邦直的父亲王镐是岁贡生,曾任顺天府漷县训导,后来升任山西临县教谕,著有《漷志》、《临志》二书。王镐博学多识,为人又刚直方正,所以很受书生们爱戴,在他卒于任所灵柩返乡之时,书生们都哭泣着来送别；王镐还深得同乡名士蓝田的赏识,被蓝田赞誉为“大学奥义,无不贯彻,诸子百家,无不精研”。可见,王氏家族是一个尊崇儒家修齐治平之道世代读书科考的书香门第,也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小官宦之家,而且家族成员为官者又是以教育部门官员为主。
明代正德八年四月十八日,王邦直就出生在这个书香世家。王邦直天性聪敏好学,幼年参加童子科考试就受到考官的赏识。王邦直还十分孝顺,在他母亲去世时,他异常悲伤,写了百首《黄鸟诗》,来抒发自己的丧母之痛,因为诗歌感情真挚深沉,令读者为之悲叹。后来他的父亲王镐在山西任所突发疾病,等王邦直接到书信赶到山西时,父亲已经入棺,他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为此他捶胸而哭,极度哀痛。随后,王邦直赤足步行二千多里路,将父亲的灵柩运回即墨,路上脚趾生了冻疮,他也不肯裹足而行。返乡后,他又按照父亲的遗言,请蓝田亲自为父亲撰写了墓志铭。可见,王邦直是一个大孝子。
耕读之余专心著述
嘉靖年间,王邦直成为岁贡生,也因此进入仕途,成为河北盐山县丞。县丞相当于副县令,在当时是一个正八品的芝麻官。王邦直为官清廉耿直,不收受一分钱财,还曾经变卖祖产以补充官府开销。任职不久,王邦直就以汰员身份赴京城参加改选。
王邦直在京城等待改选之时,恰巧赶上朝廷因为灾异要求臣民上 书言事。王邦直便针对时弊,上 书讨论时政,列举了十条:“一曰减赋役以招流移；二曰实仓廪以备凶荒；三曰戒有司以去奢僭；四曰清驿递以革冒滥；五曰禁势豪以除暴横；六曰正仕途以塞奔竞；七曰重功绩以明考课；八曰慎作养以剔繁冗；九曰严简练以修武备；十曰振纪纲以励风俗。”这十条措施,是王邦直针对当时天灾多发百姓流离失所、土地高度集中普通百姓没有田产、外患频仍边境告急、吏治腐败奢靡盛行等时政弊端提出的,既对症下药,又切实可行,因而受到了嘉靖皇帝的赞许,要求主管官员不要因为王邦直官职低微就不采纳,合适的建议就斟酌施行。但是因为王邦直的言论当中有很多讥切时政的地方,甚至曾明指要罢某个当权者之官,这当然犯了官场大忌,也因此触怒了当权者,所以王邦直不久就被罢官。王邦直就此结束了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京城待选,这是关系一个官员政治前途的关键时刻。为了有一个好的前途,此时很多人都在京城找门路走关系,对上疏言事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在这样敏感的时刻,王邦直却直言进谏直指时弊,丝毫不介意自己政治地位的低微,也毫不计较个人政治前途的利害得失,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正直勇敢无私忘我的牺牲精神。
王邦直罢官后,返回故里即墨。王氏家族祖居即墨王乾,后来王佐这一支迁居即墨县城,王邦直出仕之前和返乡后都是在即墨县城度过的。像一般风雅的隐居文人一样,王邦直归隐山林后,也在自己的院中筑了一个小阁,并在此闭门读书。在即墨城东北半里之处,有一座镜镕山。在风水家看来,即墨县脉来自盟旺山,镜镕山所在的位置是县脉之上的风水宝地,于是就在此建起一座仅有一丈高的小土山,并竖起一块石头作为山峰,用来延续县脉,因为此山又小又圆如同“镜容”,所以命名为“镜镕山”。王邦直的住所距离镜镕山很近,所以王邦直就将自己读书的小阁命名为镜镕山房,在耕读之余专心著述。有人说王邦直返乡后住在镜镕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面镜镕山只是一座三米多高的人工小土山,根本无法居住,另一方面作为诗书仕宦之家的王邦直家族也不可能安家在即墨人认为的延续县脉的风水宝地之上。
归隐山林,为往圣继绝学
经过近20年的苦心研究探索,王邦直完成了《律吕正声》六十卷。万历二十八年(1600)二月十二日,王邦直去世,享年88岁。崇祯十五年(1642),王邦直成为即墨乡贤。乡贤是品德和才学都为乡人所推崇敬重的人,由此可见王邦直在即墨的声望。王邦直有两子两女。两个女儿都嫁入了即墨最有名的名门望族,长女嫁给了蓝田的族孙,次女嫁给了黄作孚的三儿子黄师善。王邦直的长子王一元是庠生,擅长弹琴作画,喜好史书。孙子王嘉瑞擅长作画,尤其喜好松竹。曾孙王馨二十八岁去世,妻子江氏为之殉节。曾孙王馝由王邦直女儿抚养长大,后来迁到小庄,也就是今天城阳区惜福镇的小庄村,此后绵延不绝,直到今天。
《律吕正声》是王邦直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王邦直今日仍为世人所知的最主要原因。万历十四年(1586)夏四月十八日,也就是王邦直74岁生日当天,王邦直写了《律吕总叙》,回顾了自己二十年的艰辛创作历程。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王邦直82岁时,《律吕正声》被同乡翰林周如砥呈送给国史馆。万历三十六年(1608),也就是王邦直去世八年后,《律吕正声》由王邦直的姻亲黄嘉善、外孙黄宗昌刊刻,并请李维桢、林增志作序,刊刻者署名为王邦直的亲家黄作孚,这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的明万历三十六年黄作孚刻本《律吕正声六十卷》。清代康熙年间,王士禛在明史馆,也曾经呈送《律吕正声》。乾隆年间,《律吕正声》被编入《四库全书》,并由四库馆臣撰写了提要。
全书原分为13册60卷洋洋30万言。该书“有图、有解、有制、有义、有体用、有统会、有经纬”,共有图表64个。是所辑32部乐类书籍中册数、卷数、页数均为最多的一部。相形之下,纵横比较,王邦直的律学思想体系的提出早于世界著名音乐理论家法国的梅森109年；早于世界伟大音乐家德国的-145年。最保守地认为,也比世界上公认的“十二平均律”创始人朱载堉《乐律全书》(明万历丙午1606年)提出"律学思想"的时间早30年以上。
在《律吕总叙》中,王邦直直言,他是因为担忧律吕失传,并感伤于很多儒生的牵强附会,才进行律吕研究的。他还坦承,他不辞辛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他的研究有助于国家的礼乐制定,并为往圣继绝学,同时也是用乐进行教化。可见,王邦直虽然已经归隐山林,身在草野,但是却依然心系国家。
《律吕正声》对我国律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和阐述,同时,对律吕相应等声乐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王邦直认为汉唐以来的律吕都有谬误,不是三代以上的律吕,因此他溯源穷流,并参考大量史书,重修制定律吕。书中还收录了伯牙学琴、海阳僧人等音乐故事,记有部分琴谱和民谣。
因为王邦直的《律吕正声》既借鉴古人的说法,又有自己的独创,建立起了自己科学严谨的律学体系,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周如砥认为,徐万且治太初历第一,千载之后王邦直可以与其媲美。《明史》也对《律吕正声》做了简要评论,并称赞王邦直著述非常的详备。《四库全书提要》也称赞王邦直的《律吕正声》援引浩繁说理精辟。遗憾的是,因为王邦直不过是一介布衣,他的律学思想和音乐教化理想都无法得以施行,更多的停留在了理论层面。
尽管如此,王邦直的律学思想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推动了中国古代律学的发展。《律吕正声》还曾远播日本,几年前,日本的两位著名音乐学专家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捐赠了一批宝贵的音乐资料,其中就有《律吕正声》。王邦直的律学思想也推动了青岛地区音乐文化的发展。清代以来,青岛民间音乐兴盛,特别是崂山道教音乐、胶州茂腔以及莱西鼓吹乐等青岛本土著名的音乐品种蓬勃发展,这些恐怕也与王邦直律学思想的流风余韵有关。进入二十一世纪,王邦直的律学思想,更为当前青岛“音乐之岛”的文化品牌注入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为“音乐之岛”寻觅到了历史文化的坚固根基。
律学思想之外,还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一个待选汰员,王邦直敢于直言时弊大胆进谏；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后学之辈,王邦直敢于批判传统大乐之制并重新制定律吕；作为一个罢官家居的布衣之士,王邦直积极著述希望有助于国家的礼乐教化。这些充分体现了王邦直“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使命感以及不迷信权威大胆严谨的怀疑创新精神。王邦直大胆怀疑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更是传统文人相对缺乏却又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