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梅亭，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办事处曹家庄人。生于1859年（清咸丰九年）古历九月初八日，卒于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古历四月二十八日，终年75岁。字雪安，又字雪庵，因宅南有古松一株，笔直而挺拔，冠若伞盖，并且溪水西流，故号“对溪”，别号“一松子”，书屋为“一松山房”。
他出身于读书世家，其父饱读诗书，学识渊博，终生教书，人多颂之。其母王氏，亦系诗书大家闺秀，学识品德颇佳。两位兄长亦颇有学识，长兄竹亭坐馆教书，二兄兰亭邑之庠生。他自幼聪敏好学，颖悟颇奇，虽家境贫寒，却勤学不辍，常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为座右铭鞭策自己，学业日新月异，9岁能诗文，20岁考中秀才，30岁考中举人，40岁考中进士（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适遇父殁，守丧三年毕，官居礼部主事。
他一生为官清廉，重礼义，从不贪财谋利。清慈禧当政时，卖官鬻爵之风盛行，而先生却从不贪不贿，不逢迎，不干谒，淡泊自甘，所以一直未被擢用。居官不到10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墨守成规（忠臣不事二主），挂冠返回故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求荣，去长春做伪皇帝，其总理大臣郑孝胥曾与他为同僚，于1932年来信请他去做官，以名利引诱之。他接信后大怒，将书信掷于地，唾曰：“郑孝胥父子利欲熏心，吾系炎黄子孙，焉能与此丑类为伍哉！”表现出不失民族气节，大义凛然及不慕荣利之美德。当有人以重金聘其讲学时，他常常婉言谢绝。他学识渊博，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好，返回故里之后，乡人常请其撰写碑文，并以重金厚礼酬谢，但他仅留茶点而将酬金如数退还。他归故里后，设私塾教读经书，从不收束金，只是在逢年过节时，接受点水酒土产蔬食与家长座谈而已。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教书育人。20岁考中秀才后，便以教书为职业，以其收人维持全家之生活，家境及生活颇清贫。官居礼部主事后，兼任齐鲁学堂教习，教授史地。从京返里后，曾受聘莱芜古嬴民众学校教授古文，亦继续设私塾教读。他治学严谨，授课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尽职尽责，人多敬之。
他一生多有不幸。中年丧妻为一大不幸。在京供职期间，三女早许新泰徐姓，因其美而贤，被甘王爷看中，便依仗权势，非要娶之不可。他迫于权势，左右为难。女儿性格刚烈，恪守礼教（烈女不嫁二男），为解父忧，便吞金而死。此女是他的至爱，如此之死令他悲痛之极。他曾作哭女诗一首：“薄官京华岁月驰，牢愁赢得鬓如丝。十年已隔悼亡恨，又作长安哭女诗。”悲苦之情，不言而喻。这是他的第二大不幸。自京城辞官归里不久，其子桂芬不幸去世。更令其难以忍受的是，不仅子亡，孙亦夭折，这是他的第三大不幸。此后，只得过继长兄之孙俊维立嗣承祧。他一生遭到的这三大不幸，打击实为甚焉！
他一生德高望重，乡邻父老敬重有加。乡邻父老每当见到他，均以礼相迎。在他病重期间，当有外乡货郎在其宅前鸣锣叫卖时，邻居父老即刻规劝货郎：“先生有病需静，请勿敲锣叫卖。”足见其威望之高。
他一生著书颇丰。考中进士，官居礼部主事之后，仍勤于学读，供职之余，仍潜心研读经史。年逾花甲之后，仍孜孜不倦勤于写作。著有《中庸札记》、《历代史学讲义》15卷、《五洲万国地理学讲义》若干卷、《一松山房存稿》10卷、《莱芜县志》22卷。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自修《莱芜县志》，踏遍莱芜大地，征集资料，调查研究，数载而成，可谓历尽艰辛。这确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着实感人。二十二卷张修《莱芜县志》是一部宝贵的文化遗产，此志颇受赞誉，《继修四库全书提要》评之曰：“按是志虽属私家之作，而搜罗之富，取舍之严，体例内容，皆极精备。较之官书多丰抄袭前书者，实有霄壤之别……”
他晚年有维新思想，不迷信鬼神。1933年身患食道癌，医治无效而故。临终前留有遗嘱：丧事从俭，不泼汤，不指路，不准用纸马扎彩送葬。这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受他的影响，该地至今人死后，不指路，不泼汤已经成为不变的风俗。
人无完人，由于受旧教育的影响及受时代的局限性，他终生坚持以“三纲五常”为治国之本，以“忠臣不事二主”为做人标准，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便挂冠归里，不仕民国，而且对辛亥革命和民国格格不入。因之，他的《一松山房存稿》既有对清王朝-求荣、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无比愤慨，具有爱国思想，也有不少旧思想旧礼教之内容，后人可以择其善者而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