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豪(1900～1974）中国内分泌学家。1900年12月24日生于湖北武昌，1974年6月2日卒于北京。1925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历任协和医院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讲师、副教授、襄教授、教授。1928年和1933年先后赴美国纽约洛氏医学研究所和英国伦敦柯氏生物化学研究所进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北京同仁医院院长，中国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教授、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30年代在协和医院首建代谢病房和相应的实验室；1961年在协和医院建立第一个内分泌科；1965年，首次在中国建立胰岛素放射免疫及醛固酮的测定方法。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对钙磷代谢的研究。1934～1942年与内分泌专家朱宪彝合作研究“骨软化症的钙磷代谢”，发表13篇论文；对肾性骨营养不良、纤维性胃炎、败血症的钙磷代谢研究，发表论著17篇；30～40年代证明了骨软化症的主要原因是维生素D缺乏；在国际上首次证实维生素D可通过母乳治愈婴儿佝偻病；首次运用双氢速变固醇治疗肾性骨营养不良症，首创肾性骨营养不良的病名。并将医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stress一词定义为“应激”。发表论文60余篇，著有《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联系》。
刘士豪，原名明允，曾用名执中。1900年12月24日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市保安门外一个破落的木材商家庭，排行第五。因经济困难，4个哥哥都先后当学徒工。他天资聪颖，父亲刘润轩破例供他入学。上中学时，母亲孙氏忽染重病，数年方愈。为治母病，全家举债度日。从此，他便萌动了学医的念头，更加发奋读书，学业成绩很好。1913～1917年在武昌文华大学附属中学学习时，他用4年时间完成了6年的学业，以平均97.5分的成绩，在全班夺魁。1917～1919年，他就读长沙湘雅医学院医预科。1919年，他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25年，他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得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生的最高荣誉奖——文海奖学金。
刘士豪毕业后，北京协和医院聘请他任内科住院医师。一年后，晋升为总住院医师，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生中第一个担任总住院医师的中国人。在担任住院医师和总住院医师以及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学系助教的3年时间里，他初步研究了低血糖症、急性-中毒、慢性幼年型搐搦症、慢性成年型特发性搐搦症、疟疾的酸碱平衡等，撰著有关论文13篇，其中7篇发表在国外医学杂志上。
1928～1930年，他在美国洛克斐勒氏医学研究院进修，在著名生物化学家DonaldvanSlyke(1883～1971）的实验室里主修血液气体分析技术。他和其他人一起，改进了压力分析混合气体中，血液和一氧化碳测定技术，为研究血液酸碱平衡提供了有效手段，得到vanSlyke的青睐。从美国回来后不久，被晋升为副教授。
1934～1942年，刘士豪与朱宪彝一起，研究骨软化症的钙磷代谢。他们更深入研究了维生素与钙磷代谢的关系，以及维生素D的临床应用，许多研究成果当时处于世界前沿，迄今仍为国际一再引用。他提倡临床-科研-理论紧密结合，把临床中碰到的问题，带到生物化学实验室中解决，并使之上升到理论，再用理论去指导临床，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返，不断深化、提高。他的临床科研工作严谨、细致、踏实。在进行钙磷代谢研究时，他对骨质软化症患者每天从膳食和饮料中吸入多少量的钙和磷，从粪、尿中排出多少量的钙和磷，都要进行精密的实验测定。医院配膳房按照他的实验要求，给患者设计食谱，喝的水一律蒸馏。按他的要求，每个患者的每顿膳食配膳房都要提供两份，一份供患者食用，一份送实验室捣碎后测试其中钙、磷的实际含量。有时，他还要求主管这类患者的实习医师食用与患者同样的膳食和饮料，然后将患者的钙磷代谢测定结果，与实习医师的钙磷代谢测定结果相对照，以便更为准确地研究患者钙磷代谢的异常情况。一次，一住院患者用膳时不小心掉了一小团米饭，他立即与实习医师一起把米饭拣起测量，并通知配膳房补足。如此严谨的科学研究作风，至今许多协和老专家仍不曾忘怀，他们称他是“临床科学研究的典范”。美国著名的骨病专家A.M.Parfitt1983年来中国访问时，特地要求到刘士豪工作过的实验室和配膳房参观。
1937～1938年，刘士豪被选派赴英国伦敦柯氏生物化学研究所进修。在Dodds指导下专攻动物实验研究，在促性腺激素对靶器官生理作用的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从美国回来后升为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临床襄教授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学系襄教授。1941年，晋升为教授，这使他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医院第一个中国内科教授。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协和医院和医学院被日军关闭，刘士豪失业。当时美国皇家医学院重金聘请他任研究员，他与妻子王意贞决定留在自己的国土上，给同胞治病。于是，他在北平挂牌行医。1946～1957年，他受聘兼任北平(后北京）同仁医院内科主任。1946～1948年兼任北平陆军医院内科特约医师。在此期间，在科研条件简陋的情况下，他将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结合起来，在这两家医院首次开展科研临床课题，使当时发病率很高的斑疹伤寒、结核性脑膜炎的发病率明显下降。
1948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先后复院，刘士豪受聘兼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临床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主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担任这两个职务。1949年，他兼任北平陆军医院后身——华北军区医院的内科主任，兼同仁医院院长。1955～1957年，他辞去同仁医院院长之职，专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此期间及以后，他深入研究了糖尿病、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肾性尿崩症以及这些疾病与钙磷代谢的关系。在这些研究工作中，他的临床-科研-理论相结合的作风，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他带领科室人员走出医院大门，深入厂矿企业，开展对糖尿病的普查普治及科研工作，创造了一套教育患者掌握糖尿病复发规律及其防治方法，使该院糖尿病的临床科研工作，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55～1956年，他编著了32万字的《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联系》一书，1957年该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用现代生物化学、生理学的理论观点，探讨了钙磷代谢和骨质病，钠和钾代谢，糖尿病，水电解质平衡，蛋白质营养，垂体、甲状腺、肾上腺、卵巢等内分泌疾病的发病机理、治疗。这是他几十年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有些大医院的内科，几乎人手一册。研究基础理论的人读后，知道如何用理论指导临床实践；临床医师读后，对诊断、治疗疾病，有了更可靠的依据。1960年代中期，人民卫生出版社应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要求，准备将此书再版，但因文革开始而未果。
此外，刘士豪共撰写内科学、内分泌学方面的论著63篇，其中钙磷代谢方面的论著27篇。
刘士豪是中华医学会的常务理事。
刘士豪能够取得较好成就，完全得力于勤奋。他生活俭朴，每月2/3的工资都用于订购图书、杂志。他通过美国友人订购的国外医学杂志和书刊，往往比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订购的早到半年。他家里就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晚上和节假日，学校图书馆下班后，他就在自己家中的小图书馆里查资料、备课、写论文。
1960年代初，刘士豪身患脑血管病、糖尿病、肝硬变等多种疾病，但他始终带病坚持工作。文革期间，他受到残酷打击破孩，病情也不断加重，却仍坚持工作。1974年5月19日下午，他要到北京协和医院参加会诊，这天，他心慌腿沉，挪步艰难。家里人劝他请病假，但他坚持与会。四点半钟会诊完毕，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往家走，路上还绕道诊视一位肺气肿患者。正当患者向他诉说病情的时候，他的一条腿不停地抽搐。人们扶他起来，他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是他诊疗的最后一个患者。他的病经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脑血栓综合征。6月2日，刘士豪病逝于北京。
为了纪念这位有杰出贡献的中国内分泌学的主要奠基人，1990年，刘士豪诞辰90周年之际，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在南京召开全国内分泌学术会议。会议期间，专门为他举行了纪念活动，发表了纪念文章。
技术成就
刘士豪毕生致力于中国内分泌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他早就认识到内分泌学无论在临床医学或是基础医学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1930年代中期，他与美国学者韩能(R.R.Hannon）博士一起，在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代谢病房和相应的实验室。1942年，北京协和医院关门，代谢病房和实验室被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重整旗鼓，先后组织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工作者池艺盛、许建生和杨德馨等人，重新建立起内分泌病房和实验室，建立了内分泌激素测定和功能检查方法，在此基础上，1961年底，他在北京协和医院主持了中国第一个内分泌科，聘请留学归来的高级研究人员参加研究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到文革前，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已经形成了包括垂体、肾上腺、糖尿病、钙磷代谢、生物化学、生理、组织化学及放射免疫等研究分支，基础和实力都相当雄厚的大科，被人们誉为“人才济济，成果累累”、“我国内分泌学科的明珠”。他还积极筹备建立内分泌研究所，也因文革开始，未能如愿。刘士豪在抓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中，注意捕捉国外医学发展动向。1950年代，国际上对胰岛素的测定，多采用生物及化学方法，这既麻烦又不准确，给临床诊断和科学研究都带来一定困难。1960年，国外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报道美国学者RosalynS.Yalow和SolomonA.Berson建立了放射免疫测定方法，其灵敏度比生物及化学方法提高几千倍到百万倍。他从国外医学杂志上发现这一信息后，敏锐地预见到这一新的微量分析方法将给内分泌学带来巨大的推动和变革。1962年，他便招生了一位研究生，研究课题就是“胰岛素放射免疫测定方法”。1965年，“胰岛素放射免疫测定方法”在中国研究成功，为糖尿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精密的工具，从而使中国胰岛素的测定方法，赶上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尔后，这一方法就在中国医学、生物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他还对各内分泌腺体进行了系统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1957年，他首次在国内建立起24小时尿17-羟皮质类固醇的测定方法，此后，又首次建立起醛固酮的测定方法，从而得以发现中国第二例及第三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他还打算建立生长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等放射免疫测定方法，但也因文革而未能实现。
刘士豪在学术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对骨质软化症钙磷代谢的研究，其中，对维生素D与钙磷代谢之关系的研究工作尤其深入。钙磷代谢涉及内科、骨科、内分泌科的许多病种。研究工作起步较晚，1910年代，人们才开始认识到维生素D是钙磷代谢最主要的生物调节因素之一。1919年，Edward通过营养学研究，肯定软骨病是维生素D缺乏所致。刘士豪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对上述课题发生兴趣，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他于毕业前的1924年，发表论文“鱼肝油对搐搦症钙磷代谢的影响”。1934～1942年，他与朱宪彝一起，在北京协和医院以“骨质软化症的钙磷代谢”为主题，对患骨质软化症患者的钙磷代谢情况，进行了长期、系统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1920～1940年代，中国北方，特别是山西、陕西、甘肃一带，多胎妇女患骨质软化症的很多，这严重影响妇婴健康。他们通过测定这类患者钙磷摄人和排出的情况，以确凿、丰富的实验数据，证明本病主要病因是维生素D缺乏，并在国际上首次证明骨质软化症患者的基本代谢缺陷是肠壁对钙质的吸收发生障碍，钙在体内的消耗得不到弥补，形成负平衡，最终导致骨质软化症。这些患骨质软化症的孕妇所生的孩子也易患佝偻病。他们还首次证明：维生素D可使骨质软化症患者的肠壁恢复吸收钙质的功能，而且能在较长时间内发生效益，使血清中以钙与磷循序运行至骨骼系统，补充其消耗量，钙在体内逐渐形成正平衡，使骨骼重新钙化。他们还在国际上首次找出用维生素D治疗本病的最低剂量，其量仅及当时美国马萨诸塞综合医院所用剂量的1/5，而其疗效与大剂量维生素D无异。直到目前，中国许多内分泌临床工作者仍然应用这个剂量有效地治疗骨质软化症。刘士豪和朱宪彝还发现患有骨软化症的妇女，在哺乳期间若不予以维生素D治疗，则病情会加重。据此，他们做了实验研究，第一次在国际上证明：健康母亲乳汁中含有维生素D；维生素D可以通过母乳而治愈乳儿的佝偻病。这一发现，对于阐明中国儿童佝偻病的发病机制有重要意义。
1935～1942年，刘士豪、朱宪彝还对5例肾性营养不良患者进行了深入的临床观察、实验和随访，取得了重要成果。当时国际上对慢性肾功能不全引起的骨病变命名很不一致，有称“肾性软骨病”、“肾性侏儒”、“肾性骨发育不全”的，还有称“肾性纤维囊性骨炎”的。他们认为前三种命名都具有各自的片面性，最后一种命名，如果采用，则需要进一步作病理研究。他们提出“肾性骨营养不良症”一名。这一命名被国内外医学界广泛采用至今。
人们在治疗肾性骨营养不良时，一般都用维生素D，但疗效不显著。刘士豪和朱宪彝想到了药物双氢速变固醇。虽然1936年美国钙磷代谢专家Albright等人报道过双氢速变固醇治疗软骨病无效，但刘士豪、朱宪彝进行了大量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出乎意料地发现该药有明显疗效。这样，他们在国际上第一个证实了双氢速变固醇对治疗肾性营养不良症的有效性。
维生素D为什么对治疗肾性骨营养不良症无效？在当时人们对于维生素D代谢知识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刘士豪提出了一个还没有人想到的假设：由于肾功能受到损害，维生素D活性差，因而不能发挥其效益。这一假设，于30年后得到了科学的验证。1971年，美国两位学者F.Deluca和Halick同时证实：维生素D在人体内，必须先经过肝脏到达肾脏，然后在肾脏转变成它的活性形式(1.25-双羟维生素D），才能发挥其生理效益；而肾功能受到损害时，维生素D即不能完成上述转变，从而影响钙和磷的吸收。刘士豪当年的假设，到了1980年代仍为国际学者所称道。
刘士豪还在国际上第一个测出肾性骨营养不良症患者肠的钙吸收率仅为7%，而健康人为28%。这说明该病患者的肠钙吸收能力仅及健康人的21%。这一数据至今仍被国际学者引用。此外，刘士豪还对健康者以及纤维性肾炎、成骨不全、坏血病患者的钙磷代谢情况进行了研究。共发表有关钙磷代谢的论著27篇。他和朱宪彝共同撰写的论著“肾性营养不良症与钙磷代谢的特殊关系”，1943年，美国《内科学》以59页的篇幅全文刊用。
刘士豪还对“无渗透性钙”和“有渗透性钙”作了研究。1911年，Rona首先提出“无渗透性钙”可能与血清蛋白相结合，1925年到1926年，有多位科学家在美国著名的《生物化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有的认为与血清蛋白结合；有的认为和有机物结合；还有的认为与甲状旁腺激素结合；众说纷纭。1927年，刘士豪以大量实验数据证明“无渗透性钙”确与血清蛋白相结合。他还同时证明：“有渗透性钙”对于神经敏感有莫大关系；至于“无渗透性钙”，则不太重要。历经60多年的医学科学验证证明，他的论证是正确的。
刘士豪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培育了一大批内分泌学专业人才。他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总住院医师以后，即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助教。此后几十年，除协和关门及文革期间外，他一直在该校任教。1960年代初，他花很大精力，在北京协和医院先后组织了4期内分泌专业学习班，并亲自授课为各省、市培养骨干师资和科研队伍。他博学深邃，才思敏锐，登上讲台，讲起课来，不带提纲，慢条斯理，出口成章，把非常复杂深奥的生物化学理论问题，在十几二十几分钟内，讲得一清二楚。他还善于根据自己临床及科研中的新发现及国内外新动向，不断补充新的内容。年年讲生物化学，年年有新意。那时候，北京协和医学院名教授讲课，医学院助教、讲师，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医师、主治医师都去听课。每逢刘士豪讲课，教室里都挤得满满的。
北京协和医学院除课堂教学外，十分重视临床实践。临诊医师带着学生巡诊，边看边教。刘士豪在巡诊教学中，既严肃认真，又恭谦温和。
他在巡诊教学中，把课堂知识和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枯燥乏味的医学科学理论讲活、讲透；同时，教育学生学会分析思考问题的方法。由于他执教认真，治学严谨，他早年的许多学生，现在都成为中国内科或内分泌学科的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