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增恒，1929年出生在绥德韭园蒲家洼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他的父亲长年靠给地主家当长工为生，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也养活不了全家。年幼的李增恒很早就成了一个牧羊童，在贫困中渡过了他的童年。
毛主席领导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在边区普遍开展了秧歌运动，一时间闹得热火朝天。特别是农村每逢过年过节，秧歌成了一种主要的文艺活动形式。1948年李增恒和乡亲们以铜盆当锣，拿锅盖顶鼓扭起了秧歌，李增恒‘一扭钟情’。男扮女装的李增恒在秧歌队伍中活像一只翩翩彩蝶，那轻盈平稳的碎步赢得了乡亲们的阵阵掌声。打那以后，李增恒与秧歌、二人场子、跑旱船结下了不解之缘。家庭院落和田间地头都成了他的排练场。没有扇子自己弄些柳条把一头用绳子扎起来，再糊上纸当扇子。晚上自己一个人在月光下照着自己的影子练，后来他揽了一个月工，挣得三块银元背着家人从一个货郎手里买了一块穿衣镜。害怕老人追问，将镜子寄放在姑姑家，后来取得了母亲的同意后才将镜子拿回来。他对着镜子不停地练了起来。回忆起那段历史，老李深有感触地说：“为了闹秧歌我不是个好父亲；为了闹秧歌我不是个好孝子”。
李增恒老人说：“1951年我23岁，那年冬天外村向我们蒲家洼发出邀请，请我们大年初一去闹秧歌，我高兴得不的了。白天在村子和大伙一起练，晚上回到家里照着镜子练。家里也喜气洋洋地准备着过年，没料到大年三十晚上祸从天降，我心爱的三岁女儿突然病故，全家人都极为悲痛。这个年是我过了七十多个年中最难过的一个年。第二天正月初一一大早，村里人就来叫我去闹秧歌。我看着躺在地上死去的女儿，再看看哭得死去活来的婆姨，我真有点想打腿堂鼓。但我又想黄土高原上人们一年一度的佳节，想到自己心爱的陕北大秧歌，再想想乡亲对‘六六旦’的厚爱......，我怎能因自己的不幸而影响集体的秧歌演出活动呢！我不顾老婆的再三反对，将自己的痛苦装在心底。最后还是跑到十里路之外的村子闹秧歌去了”
“还有一次，我记得那是1955年也是正月，家里商定为已故的父母搬迁坟地，重新合葬，时间定在了古历二月十二。正月我被抽到了县里文艺演出队，准备参加省里的民间文艺调演。正月二十五我随团去参加省里的调演，已上了汽车，我被从家里赶来得四哥，将我从车上拉了下来。“家里人为了给两个老人合葬的事忙前跑后，你倒好整天就知道个‘扭秧歌’，你跟我回去也尽一尽做儿子的孝心”我好说歹说，终于说服了四哥，他回了蒲家洼，我去了西安。在西安最后一场决赛时，快到我上场的时候，我猛地想起今天是二月十二，老家正在搬埋两个老人，我不由地眼泪流了下来。不知情的人以为我是得了什么病，围上来问这问那。化过妆的脸一下子被眼泪冲得乱七八糟，这下可急坏了总导演，一边安慰我，一边喊来 又给我重新化了妆。我强忍着悲痛参加了决赛，最终获得了这次调演的个人表演一等奖。调演刚完，我的参赛节目被省上再一次选中。我一个人的节目，就有九个人陪着，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民间舞蹈音乐汇演。在这次汇演中，我再次获得了一等奖。现在想起这两事我就不由得想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