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育华(1912—1996），1912年10月12日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大豆遗传育种学家和农业教育家。1930—1936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农学院，1935年起任金陵大学农艺系助教、讲师、副教授。1945—1946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科学硕士学位；1948—1950年在伊利诺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50年后历任金陵大学农艺系教授兼系主任、南京农学院农艺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江苏农学院教授、南京农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南京农学院大豆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大豆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马育华在生物统计学和田间试验技术方面有极深的造诣，较系统地将数量遗传学介绍到国内，并结合大豆种质资源与育种进行应用研究；选育出一批丰产、稳产的大豆新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创建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研究所，使其成为我国南方大豆研究中心；为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和大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成长经历
马育华，他从小勤奋读书，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浦东中学高中部，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高中课程而提前毕业。1930年春，以优异成绩被推荐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学习，主系农艺，辅系植物病理。大学三年级时，父亲不幸病故，中断了经济来源。由于他的学业成绩优异，深得教授们赏识，遂由校方提供了临时工作的机会以补助生活开支，使他能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学习，1935年1月获得了金陵大学农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任农艺系王绶教授的助教。他夏天搞大豆育种，冬天从事大麦研究，从校部到农场，由温室至田间，四季奔忙，年复一年。除此之外，他还参加当时在农艺系学生中认为最难学的《生物统计和田间试验设计》课程的教学工作。王绶出版的《实用生物统计法》一书，也饱含他的一份辛劳。
抗日战争爆发后，金陵大学西迁成都。由于他的工作表现突出，1939年晋升为讲师，1942年又升为副教授。抗战期间积劳成疾，马育华患了肺结核，他以坚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1945年，考取了赴美考察实习。在伊利诺伊大学的一年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考察和学习任务，并从事大豆研究。由于成绩突出，被伊利诺伊大学破例授予科学硕士学位。回国后，经俞大绂、戴芳澜等人的举荐，被北京大学农学院聘为副教授，代理系主任。一年后，再经俞大绂推荐赴加拿大萨斯卡切温大学与J.B.哈林顿(Harrington）教授进行合作研究，并协助指导研究生。一年后，经哈林顿介绍，得到美国大豆遗传育种界的权威学者、伊利诺伊大学C.M.伍德沃斯(Woodworth）教授的支持，获得了伊利诺伊大学奖学金，到该校攻读博士学位。入学后，马育华利用该校的有利条件，注意掌握大豆遗传育种与数量性状遗传两个学科的动态，悉心开展科研。他的博士论文《大豆产量因素的多基因遗传》就是上述两个学科交叉衍生的产物。他只用2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学习和研究任务。由于学业成绩优秀，被选为PhiKappaPhi和SigmaXi荣誉学会会员，并于1950年6月获博士学位。学成后，他满怀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拳拳赤子之心，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冲破重重阻力，于1950年9月回到祖国。
回国后，马育华应母校金陵大学农学院之聘，任农艺系教授兼系主任。2年后，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将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央大学农学院合并成为南京农学院，他被任命为农学系主任。他在办学风格上集中外之所长，他在学术上的执著追求，在性格上的率直不阿，曾使他身处逆境，但始终坚持投身于教学科研。1982年，他实现了30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育华先后担任过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农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部主任，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农林组组长。在学术团体里，他先后担任过中国作物学会和遗传学会理事，全国大豆研究会副理事长，江苏省作物学会理事长，江苏省遗传学会理事长及许多兼职，为农业科学研究和科研人才的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主要成就
马育华是南方大豆研究中心的创建人。为使中国在国际大豆论坛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马育华借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经验，主张建设一个大豆研究中心。1954年，他以课题组的形式在南京农学院开始“大豆地方品种研究及新品种选育”的第一项研究计划。克服艰苦条件，为以后30多年的科学研究，组成了最早的梯队。由于坚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丰富的育种经验以及助手们的辛勤配合，他终于在1962年春育成了南农493-1、南农133-3、南农133-6等第一批大豆新品种，并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同时，将江淮下游大豆地方品种的分类研究结果也整理成文，在《作物学报》上发表。
“文革 ”期间，课题组于1968年被迫中断工作。马育华多年来悉心培育的材料，只好转交给外单位。幸喜在1966年他们提供给湖北省潜江县周矶农场的一组材料中，经比较试验，决选出南京1138-2品系，于20世纪70年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获得了成功。这项成果的应用促进了该校大豆研究课题在1973年得以恢复。之后，马育华等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大豆新品种选育上，并在原有夏大豆育种的基础上，适当扩展了春大豆及夏秋兼用大豆的新品种选育，以适应沿江沿海地区三熟制的需要。在70年代初期，研究工作又一度陷入困境，在无奈之际，只好把课题组搬到了江苏省启东县农科所，以便继续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育华在南方开拓的大豆科研工作受到了学校和农业部领导的重视。1980年，派出他的主要助手盖钧镒赴美开展合作研究工作。与此同时，课题组又陆续调进7位研究人员，并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合作研究课题，开展国际协作与交流。1981年8月，在南京农学院成立大豆遗传育种研究室，确定了新品种选育、种质资源、数量遗传、病虫抗性以及栽培生理生态5个研究方向。从此，大豆研究工作又获得了勃勃生机。1985年8月，上级批准将研究室扩展为大豆研究所，并在广度和深度上充实其研究内容。为此，研究所又从博士、硕士生中选留了一批力量，从原有的12人增至26人，将5个研究方面充实为5个课题组(相当于研究室），各自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学术梯队。
研究所成立后，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关注和支持。马育华主持了“七五”国家科技重点项目中的“大豆新品种选育技术”课题，组织全国19个单位开展协作攻关；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项目。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育成了大豆新品种苏协1号、苏协19-15、苏协18-6、苏协4-1、南农73-935等；搜集研究了中国南方大豆地方品种7000余份，并从中筛选出各种优异种质；发展了应用数量遗传学研究地方品种遗传潜势的方法，并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研究了大豆主要经济性状(油分及蛋白质含量等）在多种遗传0 设计下基因作用的性质、亲本配合力与世代的交互作用等；在明确本地区大豆花叶 主要株系的基础上筛选抗性基因，并确定了对Sa、Sc、Sg、Sh4个株系的单个显性抗病基因及其连锁遗传关系；研究提出了一套抗豆秆黑潜蝇的鉴定标准，筛选出高抗资源，并明确了其抗性属显性单基因控制，进而将抗性机制的研究扩展为抗选、抗生、耐害三个方面育种研究。其早期阶段性成果获得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为求得产量水平的突破，还从群体的冠层分布、生长发育和干物质积累与分配模式以及光合特性等方面探索大豆高产理想株型的外部与内在性状的可能组成。1998—2000年，经农业部批准，在原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研究所的基础上，建成了依托于南京农业大学的国家大豆改良中心。
马育华是我国植物数量遗传学的开拓者。在马育华求学时期，生物统计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他在金陵大学任教时，《生物统计》和《田间试验设计》是农艺系高年级的重头课程。他一边教学，一边开展田间试验设计的研究，瞄准当时因子式试验及混杂设计发展的动向，于1940年前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相倚不分之研究》、《水稻因子式试验之研究》、《因子式试验误差估计之检讨》等论文。1947年，他在加拿大萨斯卡切温大学合作研究期间，又与哈林顿教授联合发表了关于各类试验设计、试验误差及半拉丁方设计等方面的论文。生物统计学的发展，使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期，进一步注意到与数量性状的遗传研究相结合的问题。因为育种家所注意的性状，尤其是主要经济性状大都属于数量性状，所以这一动向吸引了大批育种科学家。马育华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就是以大豆产量性状的遗传为选题的。1950年以后，国内用统计学方法研究遗传问题，因学派之争而被予以撤销。1958年，虽然开始部分恢复这些课程，但讲授的内容相当简单。1962年，马育华期待的复兴数量遗传学的时机终于到来了，《田间试验设计与统计方法》被列为正式课程。于是，他迅即编写出完整的教材，还以附录形式编写了《数量遗传学的基本方法》。这本教材以其内容的新颖和水平之高而吸引了许多教师和学生。1965年，农业出版社曾约他出版一本专著，他旁征博引，很快编撰完毕并交了书稿。可惜由于“文革 ”而被耽搁了10年，后来又经修改补充，以《试验统计》为书名于1982年出版。该书曾获1982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纪念奖，并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展出。为了搞好高等农业院校的教材建设，农业部聘请他主编全国农学专业统编教材《田间设计与统计方法》，于1979年出版，1988年再版。
马育华身为一名育种家，在学科发展上十分重视与遗传育种密切相关领域的结合方面，如数量遗传学与群体遗传学。1963年，他应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的邀请，做了“遗传力和作物育种”的学术演讲。1974年，农林部委托江苏省举办援外水稻专家培训班。嗣后，马育华整理编写了《植物育种的数量遗传学基础》讲义，是国内第一本介绍植物数量遗传学的专著，被许多单位翻印，广为传播，推动了我国以数量遗传学的方法开展作物经济性状的遗传和育种研究，1983年，该书获得1982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为了更深入、广泛地传播数量遗传学知识，国内许多单位邀请马育华做学术报告和为学术刊物撰写论文。农业部在制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硕士生培养计划时，将数量遗传学列为必修课程。在马育华指导下，南京农业大学也开展了数量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异源纯系群体的遗传变异、0 设计及基因效应的估计，亲本配合力及其与0 世代的互作，世代间的变异及互变异、相关选择及选择指数的应用、多性状综合遗传变异度的估计等，研究成果陆续得以发表。鉴于马育华在数量遗传学界的声望，1987年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召开第二届国际数量遗传学会议时，他被邀请作为大会计划委员会成员，成为我国数量遗传学界首次参与国际数量遗传学会议领导工作的唯一代表。1979年以来，植物数量遗传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无疑是与马育华出版专著、多次讲演以及将其纳入研究生教学计划等的一系列努力分不开的。他是我国植物数量遗传学当之无愧的学科带头人、开拓者。
马育华不仅是一位农业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教育家。他曾在北京大学农学院代理过农艺系主任，在金陵大学农艺系和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农学院农学系担任过主任。他极为重视各门学科的建设和教学条件的改善。1979年南京农学院恢复以后，马育华出任研究生部主任。他领导制定出招生、考试、培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使南京农学院研究生培养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1982年，他受农业部的委托，主持制订了《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硕士生培养方案》，对我国农科研究生的培养起到了示范作用。在1987年该方案的修订会议上，他还起草了《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后经讨论修改，由农牧渔业部教育司公布实施。
马育华对自己承担的教学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研究生制度恢复前，他承担过作物育种学、田间试验设计和统计方法、土壤农化专业的生物统计方法以及各种训练班等多种课程的教学工作。研究生制度恢复以后，他继而担任研究生的数量遗传学、高级作物育种学以及作物遗传育种专题研讨等课程的讲授。他在承担每一门新课教学时，注重教学相长，结合生产实际，从不照本宣科。
他对研究生的培养遵循立足于国内的原则，十分重视研究生的素质培养。1979—1989年，他以“德才兼备、品学兼优、勇于田间实践”为标准，先后招收了38名硕士生和8名博士生。对于他们选学的课程和论文选题，都要一一过问，并亲自指定阅读文献，帮助审改论文。受马育华指导的研究生大多继承了这种“三严”传统，因而毕业后受到录用单位的赞许。
马育华时常说:“看一个人的思想品德怎样，既要看他是否有爱国主义精神，是否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也要看他对前辈的劳动成果是否尊重，对同辈是否团结，对后辈是否肯帮助。”对于这种信念，他不仅言传，而且身体力行。他学成毅然回国后，无论在顺境和逆境条件下，都为农业教育、大豆科研和数量遗传学的传播与发展倾注全部的心血。他以这种精神在大豆科研领域中潜心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不仅结出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农学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