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刚(1878-1951），字少璜，贵州贵阳青岩镇歪脚村人。1905，赴日本学习法律，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时，任大元帅府秘书。平刚自幼聪敏伶利，性格倔强。八岁读私塾，十九岁考取秀才。戊戌变法后，平刚结识了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乐嘉藻，彭述文，蒲藏锋等人。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切磋新学，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
产阶级民主思想。不久，张忞、平刚等创办寻常小学，以学校为基地，“明宣排满之旨”，培养青年。一年后，改名乐群小学。是年冬，值慈禧太后七十生辰，清廷不顾国势危急，人民生计维艰，下令全国各地大肆举行“祝寿”活动。当时，贵阳的主要街道都搭起了“万寿台”，张灯结彩，披红拄绿，闹得乌烟瘴气。平刚目睹统治者如此荒淫，不觉义愤填膺，毅然将自己的发辫剪去，以表示对封建统治者的强烈 。这一举动，立即震动了贵阳山城，在一般人看来，这是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一时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及至慈禧太后“庆寿”之口，贵阳城内热闹非常，到处笙瑟迭起，爆竹声声。“万寿台”—匕红烛高照，彩旗飘扬。平刚忍无可忍，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张贴在“万寿台”侧。—匕联是：“东观日本西观意，卅年来人皆进化”，下联是“北惩俄罗南戒党，七旬后我亦维新”。这副对联是说慈嬉太后东看日本，西看意大利，都因维新而富强，她自己则北面对付俄国，南面对付革命党，忙得不亦乐乎，逼得他七十岁了还要大谈维新，辛辣地讽刺了慈禧太后。当时观“庆寿”活动者人群如堵，忽然见“万寿台”旁赫然贴出两行黑字对联，顿时哗然。同情革命的人暗自拍手叫好，认为平刚的对联犀利尖刻，痛快淋漓，钦佩他敢作敢为，不畏权势的性格。官府却惊恐万状，大为恼火。贵阳知府严隽熙下令捉拿平刚归案，欲治重罪，以平“- ”。幸得科学会成员于德楷、乐嘉藻等人大力劝说，才将平刚以革去秀才身份，责打手心四十大板了结。平刚气愤已极，盛怒之余，离家出走，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流亡日本。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平刚当年即加入同盟会，担任干事。他积极为同盟会刊物《民报》撰写文章，受到好评。光绪三十三年(1906)，贵州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自治学社成立，张百麟致函平刚，“要求加入东京同盟会”。平刚呈请孙中山先生同意接纳了自治学社，以平刚为同盟会贵州支部长。平刚赠送给自治学社《民报》十余册，从此间盟会的革命思想传入贵州，对自治学社产生了很大影响。
宣统二年(1910)，平刚根据孙中山“各省同志，各回本省运动革命，以壮声势”的指示，回到贵阳，和张百麟等人一起筹划贵州革命。贵州辛亥革命胜利后，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平刚任枢峦院枢密员，负责全权处理军政府内部事务。这期间，平刚起草了《大汉军政府三个月期间之约章》，规定军政府成员任期为三个月，明确了军政府为军民分治，到期按中央组织法改组。不久，平刚被选为全国“国民会议”代表，离黔赴上海开会。
民国元年(1912)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平刚参加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工作，就任众议院秘书长。袁世凯篡夺政权后，平刚流寓上海。民国二年(1913)春，通过沈佩真介绍，平刚与陈奋飞女士在上海安庆会馆结婚。陈奋飞是浙江绍兴人，生于官宦之家，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长于算学，尤好音乐。她常与秋瑾、武向梅，朱剑霞等交游，曾任上海女子公学校长兼上海务本女学校长，辛亥时曾组织女于北伐队，任队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她和唐群英、王吕国、沈佩真等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结婚后与平刚志同道什，相依为命二十余年。
民国四年(1915)，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平刚在上海闻讯，立即与章太炎等人入滇支持起义。民国六年(1917)，孙中山在广州组织 军政府，就任大元帅，平刚立即赴广州，出任大元帅府秘书。
民国十二年(1923)，平刚因父母衰老，妻子多病，离开广州，回到贵州。他先后任镇宁、古蔺、赤水等县县长。周西成控制贵州政权以后，平刚被聘为政治顾问。民国十五年(1926)12月，回民党中央泥张道藩、商文立，李益之等人专程到贵州指导筹办党务，平刚积极配合筹办。周西成对国民党中央的势力渗入贵州极为不满，借故逮捕了张道藩等人，并杀死了李益之。平刚到周西成处为张求情，保释了张道藩。以后，张道藩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密电码》，描写了他在贵州的遭遇，其中刻画了一个老前辈的形象，就是平刚的化身。
在毛光翔，王家烈统治贵州时期，平刚参加筹建国民党贵州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民国二十六年(1937)，吴鼎昌任贵州省主席朋间，成立了贵州省临时参议会，平刚任第一、二届议长。国民党参议会本来就是徒有虚名，加之平刚已年逾花甲，体弱多病，又有念经求佛和吸食鸦片之癖，情绪十分消沉。
平刚虽有较高的资望，但他决不向上攀附。民国三十年(1941)，有 约平刚到重庆去见蒋介石，他说：“见之有何用处，不过去讨封赏。”拒绝前往。民国三十二年(1943)，蒋介石来贵州视察，许多官吏求见，趋之若鹜，平刚漫不经心。开会休息时与蒋介石见面，也只大谈贵州天气，不谈政事。蒋介石欲召开茶话会，有请平刚参加之意，平刚说：“如此武断约会，不先征得我们同意，我不参加。”他对贵州辛亥革命先烈十分缅怀，不顾体虚力衰，写成了《贵州革命先烈事略》一书，为研究贵州辛亥革命历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民同三十三年(1944)，日本侵略者进攻黔南，蒋介石派汤恩伯到黔，桂了解战情。汤恩伯见日军来势凶猛，下令放弃贵阳，强迫民众疏散。贵阳缄顿时大乱，到处是逃难的人群，到处在焚烧物资，火光，烟雾笼罩着贵阳城。平刚见贵阳居民人心浮动，贵阳城不待毁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就先毁于国民党军队之手，心如刀绞，多次质问吴鼎昌，汤恩伯等人。平刚公开质问汤恩伯：“身如总帅者，远居后方，每日只知下令疏散，不顾一切。试问，不能守大塘而欲退守黔灵山，不能守黄沙河而欲退守乌江河，若果节节后退，敌军合围前来，我军岂胎在贵阳、马场坪之间与之决战?”这番话一针见血，揭露了国民党统治者媚外压内，以强凌弱的本性，深受社会各界赞许。
民国三十四年(1945)，杨森庄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改省临时参议会为正式议会，平刚当选为省参议会议长。此间，国民党中央政府要贵州上交七百万粮食和一批巨款，平刚深知此事为贵州无力负担，乃大声疾呼减免。全国解放前夕，张道藩利用过去与平刚的关系，写信给平刚灌输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思想。平刚在张的影响下，对人民解放战争抱有抵触情绪，对政局不闻不向。
1951年底，平刚在贵阳病逝，终年73岁。贵州省人民政府派专人为他治丧。他的 、贵州省政府副主席周素园特送一副挽联，挽云;"见义勇为，当年曾佐孙黄阼，博阑广识，遗恨未窟马列书。”对平刚的一生作了恰当的评价。
贵州解放后，省人民政府根据平刚的历史情况，认为他在地方上具有代表性，可作为统一战线团结的对象。贵州省人民政府先后安排平刚在贵州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筹备会，抗美援朝贵州分会、世界和平保卫委员会贵州分会筹备处工作，并任命平刚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享受优厚待遇，使平刚备受感动。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尤其在 周素园不断地启发下，平刚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形势。土改运动开展以后，平刚多次根据土改政策，敦促亲友中的剥削者尽力赔偿，拒绝一切“说情减免”的请求。他还把自己的棺木卖掉，把变卖的钱交给青岩农民协会。贵州省领导同志知道这件事以后，重新送给他一副棺木，干刚感慨地说：“共产党的政策英明，我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