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一(1905～1966年），吉安县人，中共党员。1927年毕业于上海中医专业学校。1937年以前，在上海开设杨志一中医诊所，1937年回到吉安城开业。50年代初期，参加江西省中医实验院筹建工作。曾任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临床研究室主任。从事临床工作近40年，是吉安县一代名医，在江西省中医界也有较高的声望。
杨志一幼年时，因家道中落，生活清苦，至13岁才启蒙读书。16岁时，得外祖母培养，就读于吉水李茂斋门下。翌年，至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由于他以“勤”为径，以“苦”作舟，努力向中医学高峰攀登，加上天资聪颖，虚心好学，成为当时经方大学曹颖甫老中医的得意门生之一。据他自己回忆：“问世以前，服膺师训，悉心体验，深知功效宏而应用广者，固舍经方莫属。”因而他在经方领域的造诣是较深的。
对于发扬中医药学，宣传、普及中医药知识，杨志一可谓积极有余。在上海开业行医时，西风盛行，中医备受排斥、打击，险遭国民党政府取缔。他有见及此，联合同演张赞臣、朱振声等，组织“医界春秋社”，自任该社部主任，出版《医界春秋》。除介绍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知识外，还大声疾呼：要发扬祖国医药，沟通中西医学，非大力宣传中医药的科学性和祖国医药学遗产的光华不可，并抨击了当时攻击歧视中医的论调，匡扶了中医药的社会地位。1930年他与朱振声等医界名流，创办《幸福报》，继而主编《大众医报》，竭力阐扬和普及中医药知识。时人称他为“医界曙光”。
杨志一特别注重医德。他常以孙思邈的“行欲方而智欲园，心欲小而胆欲大”的学说教诲医药界后辈，并精确地阐明这一学说的含义。他提出：“检医典而精求，对疾病而悲悯，谓之行方；知常知变，能神能明，谓之智园；望、闻、问、切宜祥，补、泻、寒、温宜辩，谓之心小；析理详细，勿持两可，谓之胆大。四者似分而实合也。”他的医疗作风，朴实无华，严肃认真，不故弄玄虚，不吹牛许愿。他处方用药，力求简便廉验，不开怪药偏药以炫耀自己的才能；不乱开贵药、补药以取宠于患者，力求用药价廉，疗效显著。当治疗某些疑难重症，效果不显时，总是归咎于自身学习不够，水平有限，坚信在中医学这个宝库中，迟早会发掘出治疗的好方法。在吉安开业期间，遇有危急病人，他总是在患者家中施治、守护，等病情好转，才返回家中。
杨志一一生治学严谨。他认为“博而不精则杂、精而不博则陋”，并提出在博的基础上求精，在精的基础上求博。对前人的经验和成果极为重视，认为前人流传下来的常用方剂，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反复验证，行之有效的。
他一生的医学经验可概括为四：
一、广泛运用张仲景六经辩证施治法则，治疗血吸虫病及其他杂症，极力推崇柯韵伯“只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目上寻权叶”的见解。
二、强调经方等传统方剂的临床运用，其临床医案往往现祖国医学的大方0，有一定特点。
三、重视后天之本，强调对脾胃的调理，对黄芪建中汤等方剂的应用，颇有体会，疗效亦佳。
四、善于守方，常以“坚持就是胜利”自勉。往往辩证一经确定，便不因某些微末细节而轻易改方，故他在临床上以一方到底而收到病愈症除效果的病案并不少见。他著述的《医论医案集》(198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就是这方面的经验总结。
他自1953年参加人民卫生工作以来，即献身于“血防”工作。十多年来，他上玉山，转丰城，赴波阳，下彭泽，踏湖口，深入疫区，为消灭血吸虫病，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做出了一定的成绩。1966年，在“血防”工作中，身染重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61岁。
(来源<<吉安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