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少愚(1911-1942)四川渠县鲜渡镇少愚社区人，1911年10月9日出生。他7岁入当地的国民小学学习，15岁考入南京五州中学，不久转入东方中学。1930年，考入南京中央军校第8期。在校期间，他结识了四川同乡、共产党人吴懋德、雷夏电(后被捕自首）等人。在与他们的频繁交往中，郑少愚受到党的影响，思想上追求进步。
经6个月的军事训练后，学校放假2周。郑少愚邀约了20余名四川同乡同学，去普陀旅游。在返回学校的火车上，一位同学与宪兵发生纠纷，郑少愚首先站出来代表同学们与宪兵理论。不料返校后，校方却以“超假”“不购车票”等不实理由，将这20余名学生开除学籍，实际上是把他们当成“思想不稳定分子”清洗出校。
1932年，郑少愚返回四川，在绥定(今达州市）联合县立中学高中部读书。次年，郑少愚考入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第3期学习。该期于1933年9月1日开学，于1934年12月31日毕业，毕业学员61人。郑少愚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留校任准尉飞行教官。
1935年4月，郑少愚的好友兼同乡胡春浦来到杭州。他是奉上海党组织的命令，专程到杭州的。鉴于国民党空军对红色根据地的侦察和轰炸日益加剧，给红军造成较大威胁，我党也急于向国民党空军渗透，以获取相关情报。上海党组织得知胡春浦有一个同乡在中央航校任教官，且从他们平时的书信来往中，了解到郑少愚的政治抱负，遂特派刚刚入党不久的胡春浦来做郑少愚的工作。由于航校纪律严格，郑少愚只能在每个星期天从20里外的笕桥赶到杭州城与胡春浦见面。经党组织严格考察，并由胡春浦、吴懋德介绍，郑少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郑少愚的组织关系，由胡春浦单独掌握。
1938年7月，胡春浦到汉口后，曾先后4次受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长江局）的叶剑英、李克农等人接见。根据胡春浦的汇报，党组织承认了一度与我党失去联系的郑少愚的中共党员身份，仍单独与胡春浦联系。此后，中共南方局的主要负责人(包括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都知道郑少愚这一特殊身份。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我驻上海宝山路军队阵地进犯，我守军奋起还击，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正式爆发。
此时的郑少愚，已在战前由航校调入中国空军第4大队，任第22中队分队长。该大队于全面抗战爆发后，奉命从南昌转场至周家口，准备支援华北陆军对日作战。
8月14日上午10点，该大队接到正在南京开会的大队长高志航来电，令全队飞往杭州的笕桥。中午1点，第4大队第21中队在李桂丹队长率领下首批出发，第22中队、第23中队依次起飞。
下午4点左右，先期到达笕桥机场的第21、23中队，还未来得及加油，即遇日机来袭，马上在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升空迎战。此时，郑少愚所在的中队刚好于广德加油后，在飞往笕桥的途中。
郑少愚是中队里最后一个加油并起飞的，当他追随中队赶到杭州笕桥上空时，空战已经结束，连日机的影子都没有见到。郑少愚不甘心空手而归，竟单机向钱塘江口方向飞去。碰巧的是，郑少愚刚好遇上在广德机场投弹完毕正返航的日军浅野编队。他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向其发动攻击！这是一次极其冒险的行动。因为，浅野编队的9架轰炸机上的机枪形成的密集火网，让他根本无法靠近，强行发动攻击，不但难以击中日机，自己也很有可能会受伤。郑少愚曾在两年前专门研究过“如何以驱逐机(战斗机）打轰炸机”，见日机群未发现自己，他想在实践中检验一下自己的战术打法。他悄悄地跟上去，咬住飞在后面的第2编队第2号机，猛加油门，突然开火，该机当场被击中，并冒烟下坠。郑少愚见偷袭得手，不再恋战，安全返航。
这架被郑少愚击中的日机，其正驾驶是小川一空曹、副驾驶是才田三空曹。他们驾驶这架受重伤的飞机，勉强飞至基隆港东北边的社寮(今称和平岛）灯塔处坠海。
“8.14”空战，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3.5架。是役，中国空军虽然是被动应战，却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特别是孤胆英雄郑少愚，面对日军9机编队，沉着稳重，单机突袭，并击落日机1架，充分彰显了中国空军不畏强敌、敢于牺牲的精神。
次日，日空军为了报复我空军，又集中了100余架飞机，对南昌、杭州、南京等空军基地进行空袭。在当天的空战中，郑少愚驾驶编号为2202的霍克Ⅲ战斗机，与第21中队队长李桂丹驾驶的2101号霍克Ⅲ战斗机互相配合，追击1架日机。在追击过程中，他们遭到这架日机后座机枪的猛烈射击，郑少愚的飞机起落架和李桂丹的飞机上翼均中弹。但他们沉着应战，交替换拉贴近攻击，终将日机击中，当场0 解体。
此后，郑少愚又多次参加对陆军方面的支援作战任务，轰炸、扫射日军在上海附近的阵地、码头和仓库等。
9月4日，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令第4大队派9机前往上海宝山、罗店一带上空，担任制空任务，以掩护陆军作战。9机由第23中队队长毛瀛初率领，于上午11点30分从南京机场起飞。郑少愚与同队的曹世荣担任毛瀛初的僚机在第1分队，第2分队3机由第22中队副队长赖名汤带领，第3分队3机由第23中队分队长吕基淳带领。我机群于中午1点飞抵罗店上空，遭遇敌10余架96式驱逐机，当即发生空战。是役，吕基淳击落日机1架。郑少愚驾驶的2209号霍克Ⅲ战斗机遭日机3架围攻，油箱被击中0 起火，迫降于杨林口我军阵地，郑少愚腿受枪伤，手、面、头部被烧伤。飞行员齐志云驾驶的2409号霍克Ⅲ战斗机中弹数十发，迫降于无锡附近，机损人伤。
郑少愚伤愈之后，即赴西北的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飞机。
1938年1月14日，经中国空军当局批准：李桂丹升任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毛瀛初升任第4大队副大队长，吕基淳升任第23中队队长，刘志汉升任第22中队队长，郑少愚升任第22中队副队长。
2月初，第4大队进驻襄阳，为即将到来的武汉会战作战前准备。2月14日晚，全大队召集分队长以上会议，宣布到汉口时的作战计划。这是中国空军自开战并接受苏联援华以来，首次针对即将到来的大空战作战前的战术部署。根据战前计划，我空军的飞机应分层布防于拟战斗空域，大队作战应留1个中队在上层掩护，每个中队作战应留1个分队在上层掩护。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空军都是采用这种战术，以分层队形对付日机来袭。
2月17日，第4大队第21、22中队奉命进驻汉口机场，第23中队进驻孝感机场。
2月18日，日军分别从南京和芜湖两地出动战斗机26架，掩护12架轰炸机前来空袭武汉。是日，第4大队出动E-15战斗机19架、E-16战斗机10架升空迎战。
按战前部署，第22、23中队的19架E-15战斗机应担任对敌空战的主要任务，第21中队的10架E-16战斗机则担任高空掩护和增援。
中午1点，李桂丹亲率第22中队的11架战斗机从汉口机场升空。该中队又分为4个分队，李桂丹带领第1分队，郑少愚率第2分队，张光明率第3分队，巴清正率第4分队。我编队升空3分钟后，还未来得及与孝感机场起飞的第23中队汇合，形成空中布防，在2500米的高空，就突然遭到12架敌96式舰载战斗机来自后上方的攻击。
首先遭到攻击的是李桂丹和郑少愚率领的第1、2分队。经编队空战2分钟后，即发生单机格斗。李桂丹的飞机首先中弹，油箱被击中0 ，当场牺牲。与此同时，郑少愚和巴清正的飞机也中弹了。郑少愚拼命拉起飞机和日机周旋，结果引来3架日机的围攻。郑少愚居然在众多日机的围攻中左拼右突，击伤1架日机，自己却毫发无损地将受伤的P-5848号战机成功迫降在汉口。落地后，经检查，原来他的飞机的方向舵操纵线被打断，飞机已无法进行有效地操控。
此次空战，第22中队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我机被击毁6架、击伤2架；大队长李桂丹、队员巴清正、李鹏翔、王怡等人阵亡。但队长刘志汉、队员冯汝和(2架）、张明生、吴鼎臣亦经过顽强拼搏，击落日机5架。
是役，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11架。“2.18”武汉空战，是中国空军在抗战期间，最成功地在空战中运用战术协同作战，并取得胜利的一次典型案例。同时，是自南京失陷之后，中国空军在空战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次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军心和民心，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1938年9月初，郑少愚随所在部队移防四川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县），从此，担任起防守战时首都重庆的任务。
10月4日，日机18架空袭梁山机场，被中国空军击落2架。
1939年1月15日，日机29架空袭重庆，与中国空军的12架战斗机发生空战，被当场击落1架，击伤4架。
5月3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第一空袭部队出动45架轰炸机空袭重庆。12点30分，驻守广阳坝的中国空军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派战机升空布阵。此次参加空战的中国战机为37架(第4大队25架，第5大队12架），仍被分成3个编队。其中，由第4大队大队长董明德率领1个编队担任高空掩护，第22中队队长郑少愚率全队担任搜索和拦截日机的主要任务，另1个编队则由第5大队的飞机组成，担任支援任务。
中午1点10分，郑少愚的编队率先发现日机群，并当即发动了对头攻击。在高空担任掩护任务的董明德编队此刻也发现了日机，立即从高空俯冲下来。随后，由第5大队的飞机组成的编队也加入了战斗。
这是重庆有史以来在主城区天空0 现的第一次大空战，双方参战飞机达到82架之多。对于从未看见过飞机的大多数重庆市民而言，他们宁可冒着日机投下 的危险，驻足空地，观看这场大空战，并为中国空军勇士的顽强战斗拍手鼓掌。
经“5.3”空战打击后，次日，日军经修复可使用的只有27架。此后，日机空袭重庆全部改在夜间进行。
5月底至6月初，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2个战斗机大队又进驻重庆周边地区，重庆地区的防空力量得以加强。日机更不敢贸然在白天来袭，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0年春夏之交，才被打破。
1940年，日本空军一改过去利用黄昏和夜晚的掩护空袭重庆的战术，利用其在飞机数量和性能上的优势，不分白天和夜晚大举空袭重庆。在这一年中，苏联逐渐减少、并撤回了志愿飞行员，保卫重庆上空的任务，独自落在中国空军肩上。
为了增强重庆地区的防空力量，中国空军当局还将驻防成都的第3、第5大队的部分兵力调往重庆。
1940年的重庆空战是最为激烈和残酷的，中国空军常常要面对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我的日机作战。在这期间，郑少愚已升任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他成为这一时期，在重庆上空直接指挥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最高指挥长官。
郑少愚亲自率领中国空军出征7次，其大致情况如下：
7月4日，郑少愚驾驶编号为2101的E-15战斗机，率领15架E-15、6架E-16、9架霍克Ⅲ、1架霍克75，共计31架战斗机升空迎战。空战过程中，我4机迫降，1机中弹，飞行员黎宗彦在迫降中，机毁人亡。是役，根据当天的《中国空军战斗要报》记载：重伤敌机2架。而在次日发行的《国民公报》则报道，我空军在长寿上空击落日机1架。
7月5日，郑少愚驾驶编号为2323的E-15战斗机，率领10架E-15、5架E-16、8架霍克Ⅲ，共计23架战斗机升空迎战。我机群曾分别在途中至梁山、白市驿机场加油后，起飞再战。日机群在綦江至江津上空遭我军攻击后，飞至渝西之资中、岳池、隆昌一带盘旋，终因寻找不到进入重庆市区的机会，遂临时改变轰炸目标，在自流井、綦江投弹后离去。
7月8日，郑少愚驾驶编号为2121的E-15战斗机，率领13架E-15、3架E-16、7架霍克Ⅲ、1架霍克75，共计24架战斗机升空迎战。此役，我机曾3次加油，3次升空再战。我机曾与第1、第2批入侵的日机相遇，均因高度不足，虽发动攻击，但未有收获。第3次，我机尽量升高，终于在下午2点05分，于白塔上空7500米高度处，捕捉到第3批入侵的日机，当即发动猛烈攻击，并追敌至南川附近始返回。是役，我空军重伤敌机3架，飞行员姚杰迫降于浮图关西花岩附近，人机俱伤。
7月8日，郑少愚再次驾驶编号为2121的E-15战斗机，率领12架E-15、2架E-16、7架霍克Ⅲ，共21架战斗机升空迎战。我机曾分别在江北和南川上空，与日机相遇，并展开空战。次日，《新华日报》以“行都昨空战告捷我击落敌机4架，另有5架受重伤恐难返旧巢”为标题，对此次空战进行了报道。但此为国民党中央社发的通稿，在战时，当有夸大和不实之词。根据当天的《中国空军战斗要报》记载：是日，我空军没有击落日机，我方亦无损失。
7月16日，郑少愚仍然驾驶编号为2121的E-15战斗机，率领17架E-15、6架E-16、7架霍克Ⅲ、1架霍克75，共计31架战斗机起飞作战。上午11点17分、下午1点，我机群先后与来犯的日机群在重庆主城上空展开激烈空战。是役，我机先后有5机中弹，丁寿康在空战中阵亡。根据当天的《中国空军战斗要报》记载：我机跟踪空战多时，追过长寿落远，乃返回，见两敌机由2、3中队脱落，偏摆不定，另1敌机发动机击停，一个挣扎侧飞。次日，《国民公报》报道，在16日的空战中，我空军击落敌机3架。
7月22日，郑少愚换乘编号为2323的E-15战斗机，率领8架E-15、7架E-16、7架霍克Ⅲ，共计32架战斗机起飞作战。由于我将日侦察机1架击落，日机群失去了耳目，转至合川、綦江轰炸。我空军成功地将日机拦截在主城区之外。
7月31日，郑少愚乘编号为2326的E-15战斗机，率领21架E-15、7架E-16、8架霍克Ⅲ，共计36架战斗机起飞作战。在激烈的空战中，我机先后有4机中弹，2机坠毁，飞行员王云龙、陈少成阵亡。次日，《国民公报》报道，在31日的空战中，我空军击落敌机5架。根据当日的《中国空军战斗要报》记载：击伤敌机多架。
1940年6月，在日军实施“101号作战计划”期间，其海军航空部队被击落飞机5架，在空战中有97架飞机中弹，被地面炮火击中的有57架。其陆军航空部队有4架轰炸机、2架侦察机被击落，67架飞机中弹。“随着作战的激烈化，损失率已经从可允许范围发展到碍难允许的境地。”
郑少愚还运用中国空军自己发明的新技术，来打击日本空军，并取得较佳的战绩。
9月13日，郑少愚驾驶2101号E-15战斗机，率25架E-15、9架E-16，共计34架战斗机，由遂宁赴重庆拦截敌机。返航途中，突然遭遇日最新式战斗机——零式战斗机的埋伏和攻击，损失惨重。中国的苏制战斗机在日本新式战斗机面前，几乎无还手之力。在空战中，郑少愚虽手足皆受弹伤，但仍奋勇迎敌，援救友机多架，战斗结束，掩护各机飞返遂宁。
至此，重庆空战暂告一段落，中国空军撤至川西地区避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并正式对华军事援助。
1942年4月，郑少愚等人前往印度的卡拉奇，接收由美国共和公司生产的P-43A-1“枪骑兵”战斗机。这种飞机于1941年初开始交付美国陆军航空队使用，但性能不稳定，尤其是燃料供应和制动系统有严重缺陷，漏油严重，加之机腹部位有涡轮增压器，极易发生空中起火的危险。
4月22日，郑少愚驾驶1架P-43战斗机，在印度飞往中国的途中，因飞机在空中突然起火坠地，不幸遇难。时年仅31岁。
1943年9月4日，国民政府追赠郑少愚为空军中校。
1981年11月7日，四川渠县人民政府追认郑少愚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