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高振西(1907年7月7日—1991年12月9日)，出生于河南荥阳。地质学家、博物馆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加入九三学社。
高振西出生于一个小地主兼教师家庭。祖父曾中秀才，后来做教师，父亲也是教师。家庭的耕读之风对高振西影响很大。高振西小时在家乡读私塾，1917年到县城上小学。1920年考入省城开封省立第二中学。1924年中学毕业后，考入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一年之后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27年转入本科地质系。1931年毕业，留校担任地质系助教。
高振西在晚元古代地层研究、福建省海岸升降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是全国地质科普组织创建和活动开展的带头人。高振西在北京、广西、福建等地区做过区域地质调查，对奠定这些地区的矿产资源地质基础多有建树。对福建二叠纪地层系统及其地质构造特征以及福建的山脉水系和海岸等也做了开拓性研究。他早年奠定了河北蓟县中、上元古界剖面岩石地层单位的基本格局，长期为中外地质学家所认同并作为相应地层的标准剖面而被广泛引用。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全国性地质博物馆的扩建工作，他是创建全国地质科普组织的带头人。
高振西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晚元古代地层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大的建树在于确立中国北方震旦系地层序列。19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R庞培利到中国考察，最初用“Sinian”称华北太行山等北北东—南南西山脉走向与构造线方向。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到中国考察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又以“Sinian”称构成上述走向的山脉的连续地层，也就是“震旦系”。20世纪初到中国考察的美国地质学家B威利斯和E布莱克韦尔德所用的“震旦系”更包括了后来的奥陶系。1920年，美国古生物地层学大师葛利普来华工作，才把寒武系、奥陶系从“震旦系”中分出，“震旦系”就只代表古老的深变度岩系以上，含三叶虫等化石的寒武系以下的未变质或浅变质地层。1924年，李四光与赵亚曾在湖北西部长江西陵峡东部建立了“峡东剖面”，将三叶虫化石所在的寒武系之下、古老变质岩之上的一套浅变质或未变质的沉积地层称为“震旦系”。
高振西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时，对“震旦”一词的演变及“震旦系”的研究动态极感兴趣。1930年，他在三年级时，就发表了论文《Sinian之意义在中国地质学上之变迁》，对“Sinian”一词的沿革做了综合的、详细的论述。1931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安排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二校地学系高年级学生高振西、潘钟祥、陈恺、赵金科、熊永先、高平、李连捷生产实习地质填图。高振西与高平、熊永先一起调查河北省蓟县(现属天津市)以北至黄崖关长城一线，发现在含三叶虫化石的寒武纪地层之下，有一大套浅变质或未变质的沉积岩层，覆于古老变质岩之上。他们越过长城继续向北追索至热河省兴隆县(现属河北省)，发现这是个南北两翼基本对称的背斜构造。他们在路线地质图上根据岩层产状绘制剖面图时，发现这套位于寒武系与古老变质岩层之间的浅变质或未变质岩层，竟然厚逾万米，这无疑当属于“震旦系”。这一成绩开始引起地层学界的重视。高振西并不就此满足，他深知要多进行野外观察，多对比实际材料，才能弄清这一重大问题。
高振西毕业任助教后，与北京大学地质系师生一起在北京周围调查地质，足迹遍及西山、北山以至河北宣化等地，发现李希霍芬19世纪建立的南口地区震旦系经典剖面岩性层序完全可以与蓟县地区的震旦系下部之一部分“长城统”相对比。所以，南口剖面远不如蓟县剖面全。他们在各地发现很多震旦纪地层，作了区测填图、剖面测制、标本采集，回到室内整理研究，还磨制光面、切片，描述了很多藻类叠层石化石，如圆筒状聚环藻、角状聚环藻和中国聚环藻。高振西与熊永先还新命名了蓟县聚环藻。
1934年，在翁文灏等的鼓励下，高振西等在地质学会年会上公布了这一发现。同年，高振西与熊永先、高平联名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中国北部震旦纪地层》，并在文末列出了叠层石化石图版。自此以后，中国北方震旦系经典剖面是南口剖面，而标准剖面是蓟县剖面的看法就在中国地层学界深深地扎下了根。但是，关于中国南方与北方震旦系的关系与对比问题却是人们长期争论与探索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经同位素年龄测定，南方震旦系为615亿—8亿年之间，北方震旦系为73亿—18亿年之间，它们应当是上下关系，从而决定以湖北峡东标准剖面为震旦系，而原北方震旦系所属三个统升格为“系”置于南方震旦系之下。这样中国中、上元古界标准序列就成为(自上而下)震旦系、青白口系、蓟县系和长城系。高振西等所创立的蓟县剖面已作为中国中、上元古界的重要典型剖面，于1984年经国务院发布文件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地质自然保护区。高振西等所创立的地层名称，一直为广大地质工作者所引用。只有原“长城石英岩”后来细分为黄崖关组和常州村组。高振西与熊永先原定的“蓟县聚环藻”后为藻类古生物学家更名为“蓟县叠层石”。
在地层学方面，他还有若干贡献，如在福建工作期间，对二叠纪地层做了较多工作。在《福建二叠纪地层》一文中，他将该省二叠纪地层序列自上而下分为翠屏山系、大羽羊齿含煤地层、文笔山系和栖霞灰岩，与南方二叠系基本上可以对比。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他在湖北武昌、咸宁等十个地区的煤田进行考察，建立了“麻土坡煤系”一名，与南方普遍存在的“栖霞底煤系”相当。
高振西对福建海岸升降性质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这体现在他1943年发表的论文《福建的山脉、水系与海岸》中。他指出，福建海岸线曲折，近岸岛屿很多，且高峰耸峙，危石峥嵘，因此以往多认为福建的海岸为下降型。但他列出了自己观察的若干新证据：滨海湿地，外缘与0线相符，内界高于0面不过3米，土多盐质，显然是脱离海水不久，刚由海下升出；海积台地，为高出海面10多米的砂泥沉积层，且含海生贝壳；近海岸的湖泊，为海底低处在地盘上升后经泻湖而成的封闭型湖；滨海丘陵中普遍见约10米高的夷平面，乃由滨海湿地上升为滨海平原台地，再经河流切割而成；其他方面，如闽江等河流水急多滩，为返老还童型，沿海港湾多为浅水港等，皆显示地壳的上升。他由此得出结论，“福建海岸实显两种性质，一为下降，二为上升。论次序先降而后升，言强度下降烈而上升弱。故骤视之俨然下降海岸形势，极为显著，细察之亦确乎有上升海岸之姿态存在其间也”，“中国东南海岸约在第三纪后期高度下降，形成今日弯曲多岛之海岸”，“第四纪以来迄今又复一致上升，且此上升之事实，仍在进行未止也”。他的这些论点一直为地学界同行所赞同或引用。
高振西对新中国地质博物事业的开拓做出了重大贡献。1950年任地质陈列馆馆长时，全国性地质陈列馆仅两个，一个在南京珠江路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内，另一个在北京西兵马司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内。高振西1954年将南京陈列馆交地质博物学家、古人类学家胡承志代管，自己到北京。见北京陈列馆已被挪作他用，经向地质部长李四光汇报后，他接受了筹建新的全国地质博物馆的艰巨任务。经两年多的紧张奔走、筹备，1956年正式动工，1958年竣工。1959年国庆10周年时正式展出，接待观众。此馆总面积1万平方米，共有7层。一层为地下标本库，高振西极力主张把未陈列、准备陈列之标本入库妥为保管，以应各项中心展览工作之需。地面1至4层为展览室，总面积6000平方米，按地质学之分科安排展览内容。第一层为基础地质、矿产资源，第二层为地史、古生物，第三层为岩石、矿物、矿床，第四层为区域地质。此馆既展示了祖国丰富的地质现象和矿产资源，也成为向全世界宣传中国地质事业成就的重要窗口。1980年7月，国际地质科 合会沉积委员会主席、国际沉积学家协会主席、著名华裔地质学家许靖华教授参观该馆后留言：“参观地质博物馆后，中国丰富的矿物资源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里的展品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非常感谢。”此博物馆也成为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地质科普教育的重要园地，经常有络绎不绝的观众在这里领略大自然的造化和人类的杰作，增进了他们对祖国和乡土的热爱之情。
高振西早年留校在北京大学工作的6年中，在系主任李四光、谢家荣、教授丁文江、AW葛利普等领导下，为地质系的建设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当时由丁文江等筹款，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该系建起了地质馆。高振西为地质馆的基建、内部装修、仪器设备的配置、标本采集与陈列等，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
1937年3月，高振西调到南京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旋即出差广西，从事矿产普查。下半年回到南京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该所正在准备迁往长沙，代理所长黄汲清委托他管理图书。高振西精心料理，装箱运输，抢运了大量图书到后方。到长沙之后，他第二次出差广西。两次去广西，对该地区的金、锰、铅、锌、钨等矿产普查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1938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再次搬迁，到四川重庆北碚。高振西直接由广西经贵州到北碚，历任技士、技正。
1940年，重庆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应福建省建设厅厅长包可永的请求，调高振西等人到福建支援工作，并任命他为福建省建设厅地质土壤调查所技正兼地质课课长。1943年，他重返重庆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高振西经南京到北平，参与接管并筹备恢复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1946年后，他仍回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其间曾到湖北南部等地调查地质矿产。1952年地质部成立以后，他受命筹办全国地质博物馆，于1959年任馆长，1960年改任该馆总工程师，1981年起任名誉馆长。
1978—1988年，高振西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29年起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友，1932年起为正式会员。1948—1953年和1979—1983年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1984年起任名誉理事。1979—1983年兼任中国地质学会科普委员会主任、《地球》双月刊主编，1984年起为该委员会名誉主任。他还担任过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高振西取得重大成就的关键在于他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高振西在地质学史册上，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一页。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