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原名丕功，字斌丞，自署秉诚，1888年5月10日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幼读私塾。1907年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1913年夏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习，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1917年夏毕业后，放弃在京津就业的良机，回到偏僻、荒凉、落后的塞上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1918年升任校长。他招聘名师，民主育人，支持学生-，鼓励学生为国效力，培养出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知名的优秀人才。并倡议和支持兴办了米脂三民中学、榆林女子师范、绥德师范、延安女子中学等，为陕北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间，杜斌丞与共产党人李子洲、魏野畴过从甚密，思想越来越倾向革命。
1922年夏，坚持五年之久-北洋军阀统治的陕西靖-终归失败解体，第三路一支队司令杨虎城坚持靖-旗帜，以图东山再起。他一面护送总司令于右任前往广州，向孙中山请示，一面率领所部数百人马，冲破重重阻力，转战千里，来到毛乌素沙漠南端，进入荒漠沙海的长城沿线，驻防于陕北三边(安边、定边、靖边)一带，暂憩身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防区，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步兵团。为消除井的猜疑之心，杨将部队交给手下将领训练，自己以称病为名离部暂时蛰居榆林。
仲冬一日，塞上风和日丽，杨虎城少备薄礼，特意慕名前去拜访杜斌丞先生。杜斌丞对杨虎城拥护孙中山，坚持靖-旗帜，反对北洋军阀的坚定立场十分赞赏，对杨目前的处境表示同情，对杨的下一步打算甚表关切。此次拜访，杨受到莫大安慰，他对杜先生的人品、学识和眼界十分钦佩，只恨相识太晚，从此二人来往增多。杜向杨建议，要革命必须建立训练有素，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军队。杜斌丞的学识和真知灼见，使杨虎城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在沙漠中看见了希望的“绿洲”。
杨部在陕北经过一段时间休养生息和教育训练，军政素质大大提高，实力日益增强。但是却引起井岳秀的怀疑、嫉妒和戒备，他生怕杨虎城羽毛丰满后鸠占雀巢，取而代之。杜斌丞觉察到井岳秀的心思后，来到井府，委婉地告诉井：“虎城有虎气，胸有大志，非池中物。虎城只是暂退于此，对陕北这个地荒民贫的小地方，他并未放在眼里。”井相信杜的话，才去掉疑心。杨虎城知道后，感慨万千地说：“真正知我者斌丞先生，真正助我者斌丞先生。斌丞先生此乃陕北人杰。”
1924年10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成立国民军，井岳秀擎旗响应，就任了陕北国民军总司令。杜斌丞及时分析形势，权衡利弊，极力鼓动杨虎城抓住时机，顺应潮流，顺乎民意，挥师南下，返回关中，驱逐军阀刘镇华、吴新田出陕。杜斌丞从中翰旋，说服井岳秀给杨虎城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1925年初，杨虎城终于率部浩浩荡荡进军关中。告别了他近三年之久的塞上蛰居生活。
杨虎城将军蛰居榆林期间，所遇到的最重要的幸事，莫过于杜斌丞介绍他结识的第一位共产党人——魏野畴，这是影响杨将军一生政治命运的开始。杨虎城结识魏野畴之后，深为魏独到的政治见解和深邃的理论哲理所折服、所感染。魏向杨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救国主张；介绍新近发生的工人运动，介绍二七大-；阐述必须建立高度革命觉悟军队的观点；提醒杨仅仅依靠个人的威望，利用封建宗派、族宗关系是难以团结巩固部队的，必须用革命的思想理论来教育部队，约束部队；建议杨吸收大批有知识的青年学生补充部队。杨把魏称作“可信赖的知己”，把与魏的结识比作“病中遇良医”，把魏的建议比作“雪中送炭”。杨采纳魏的意见，很快在安边开办了“军事教导队”，招收一批青年学生入伍，选派了一批军官入广州黄埔军校学习深造。杨与魏的结识，成为杨一生思想的转折点。
杜斌丞介绍杨虎城与魏野畴的结识，加之魏野畴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对杨一生发生了重大影响，为杨虎城后来与共产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中共继续做好杨部上层工作，开辟了蹊径。从1923年魏野畴向杨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到1946年9月杨虎城的旧部起义，加入人民军队行列，中国共产党与杨合作长达23年之久，在杨部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被毛泽东称之为“统一战线的典型”。
1930年11月，杨虎城终于率十七路军入关，打回老家，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继而兼任潼关行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他上任伊始，立即电邀正在北京的杜斌丞先生回陕共事，并给以省府“高级参议”的身份，杨、杜两人又开始了合作共事的新时期，杜斌丞成为辅佐杨虎城将军治陕治军的主要决策人物。
回陕后的杨虎城，对蒋介石姑息迁就日军侵华行动，纠集十万大军“围剿”江西红军，排斥地方异己势力，控制分化抗日爱-队十分反感，担心十七路军的今后前途。杜斌丞以政治家的目光和胸怀，纵观全局，权衡得失，向杨将军进言：“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西北军与红军)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十七路军才能有所作为。”这就是当时广为传说的“大西北主义”。杜斌丞把上述主张具体而精辟地概括为“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他还曾把这一计划形象地比喻为“打开后门”(联合苏联)，“关好前门”(拒绝蒋介石于潼关之外)。杜斌丞这一具有十分重要战略意义的主张，获得了杨虎城及其决策圈内外人士的普遍首肯。
杜斌丞是“大西北主义”的倡导者、设计者，也是实际的推动者和实施者。在短短的八个月时间内，他不畏长途跋涉，不惧劳累和生命危险，三次奔波于甘肃、青海军政要人之间，同各地实力派沟通联系。1931年7月，杜斌丞第一次入甘，和甘、青两省各界人士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联系，走访了各自为政的土著杂牌部队，摸清了他们对杨的态度，为17路军进取甘肃铺平了道路。值得一提的是，杜斌丞特别注意到驻防甘肃河西酒泉重镇的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马仲英的政治倾向。马部是打开新疆之门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此他专门派人与马取得了联系。同年11月，杨虎城派孙蔚如率军入甘平定甘乱，杜斌丞二次入甘为孙作先期准备工作。孙蔚如率军入甘后，赶走吴佩孚和与吴勾结不服杨虎城调遣的兰州势力派马文车和雷中田，就任甘肃宣慰使，杜斌丞任宣慰使署秘书长，协孙襄理政务。在此期间，杜斌丞建议杨报请孙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以此具体加速实施“大西北主义”步伐。
蒋介石觉察到杨虎城、杜斌丞搞“西北大联合”活动后，十分不满，极力阻挠杨虎城报请孙蔚如任甘肃省主席一职的任命，免去了杨的潼关行营主任之职，以限制杨在西北的活动。蒋、杨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日益尖锐。此时，正在兰州的杜斌丞审时度势，为杨虎城拟定了另一个方案，这就是：暂让出陕西于蒋，以安慰其西顾之心，十七路军移驻兰州，分兵于甘、宁、青三地，孙蔚如率十七师进驻新疆，这样军跨四省，可为他日之革0据地。杜与孙商量后携方案回陕与杨磋商，不几天第三次赴甘。不久，甘肃政局一度动荡，蒋介石任命邵力子当了甘肃省政府主席，杜斌丞的这个方案才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他的宏图远略于斯可见。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川北，开辟川陕边革0据地。蒋介石便把陕南的嫡系胡宗南师和驻天水的孙蔚如部对调。从此杨虎城势力全部退出甘肃，被推到“剿共”前线和红军相对厮杀。在这严峻关头，杜斌丞-远瞩，果断提出“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主张，得到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杜斌丞并亲自举荐孙蔚如部参谋、共产党员武志平担任“秘使”出使川陕边，与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
正在汉中孙部的武志平，看到杨虎城要他“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的亲笔署名信，经请示中共党组织同意，便于1933年5月11日，怀揣着孙蔚如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政委陈昌浩亲笔书写的“绫书”，携带一些军用物资和药品，化装秘密穿越巴山，到达红四方面军总部，见到张国焘、傅钟等负责人。红四方面军又派徐以新(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随武志平到汉中同孙蔚如商谈，签订了两军互不侵犯协定。从此巴山南北开辟出一条红色交通线，两年间双方友好相处，相安无事，两方势力都得到壮大和发展，打破了蒋介石企图达到两败俱伤的图谋，使红四方面军得以腾出手来，粉碎川军的多路“围剿”。在此期间，杜斌丞还代表杨虎城亲赴汉中给孙蔚如、武志平以具体指导和帮助。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2月5日，毛泽东选派曾在十七路军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的汪锋，持他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前往西安，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一起共同抗日。信中称赞杜斌丞“先生不忘情于革命”，“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出发前，周恩来还特意对汪锋如何拜访杜斌丞先生作了具体交代。汪锋到西安，把信交给杨虎城，来到湘子庙街杜斌丞的家，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问候。杜先生非常激动，深深感谢，向汪锋详细介绍了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目前处境和愿意抗日的决心，表示拥护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意对十七路军和东北高级将领做工作，尽力促进西北地区联合抗日局面。后来杨虎城把十七路军与中央红军联络之事全权交由杜斌丞负责。1936年8月，党中央又派张文彬到西安建立红军联络站，携带毛泽东亲笔致杜斌丞的信面交杜本人。毛泽东在信中称赞先生“一言兴邦”、“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杜斌丞看了毛泽东的信，建议杨虎城委任张文彬为西安绥靖公署秘书，帮助张文彬在西安建立红军联络站，在通往陕北的沿途要卡，设立了秘密联络点。使陕北中央红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之间的联系渠道通达畅顺，打这时起，杨虎城向陕北送去大批物资和补给品，联共抗日步入了实质阶段。
1935年夏，张学良东北军开进潼关，杨虎城对张学良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失掉家乡土地的将士深表同情。但是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之间在实际生活中往往难免发生一些矛盾纠纷，有时甚至到了剑拔 张、枪刀对峙的状态。杨虎城既担心两军矛盾加深，被他人利用，又担心自己“反主为客”受人以制。杜斌丞一方面随时揭穿国民党特务从中挑拨的阴谋，一方面设法沟通杨虎城与张学良的关系，向张、杨两将军提出了两军“联合则生，0则亡”、“西北军要支持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主张，得到两将军的高度赞许。
除此而外，杜斌丞还代表杨虎城同东北军的参议高崇民建立联系，探讨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共同抗日救国大计。他二人密切配合，对加强两军团结做了不少工作，“联合则生，0则亡”博得两军将领的普遍响应。在东北军做过党的地下工作的刘澜波曾说：“真正首先主张东北军、西北军团结抗日的是杜斌丞。”杜斌丞实际上为张、杨两将军此后共同发动西安事变，挥手“擒龙”起了牵线搭桥，扫除障碍的作用。
西安事变期间，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议“三方联合，红军为首，接受共产党主张，团结各方爱国人士”。杜斌丞受杨之命，就任政治设计委员会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参与起草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并任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联合办公厅西北军代表，代表杨虎城多次参加了由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联合召开的重要会议，作为一方代表的杜斌丞，周旋促进并协助张、杨两将军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政治、组织、民政和稳定局势等方面处理了大量复杂而棘手的问题，为巩固“三位一体”的局面做了不懈的努力，表现了杜先生远见卓识，韬略恢弘的政治家风度，受到各方人士称赞。
蒋介石被活捉，一时间古城一片“杀蒋”声，政治设计委员会内主张不一，意见莫衷一是。杜斌丞力排众议，主张听听中共代表意见后再作决定。周恩来讲了中共“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后，杜斌丞当即表态：“共产党站的高，看得远。”
1937年6月，杨虎城被逼出国考察，杜斌丞前去上海送行。杜回陕后，按照杨虎城“守住十七路军这个摊子”的嘱托和共产党人的建议，为十七路军的生存、发展和进步而苦心积虑。他同原十七路军将领们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等一起多次商讨对策，研究如何巩固、建设和教育部队的问题。杜斌丞佐助孙蔚如处理陕西政务，在商谈陕甘宁边区划界和八路军在陕北驻防地区等问题上，做了许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同时掩护和营救过不少革命同志。
他一再叮咛孙蔚如要领导好新改编成的三十八军，加强与共产党、红军之间的团结，坚持抗战到底，不要辜负杨将军的期望，要做“保卫国家的军队”，不要做“害民的土匪”。
七七事变后，杨虎城将军旧部先后走上了抗日前线，杜斌丞又曾去前线看望部队，对抗战官兵多有鼓励。他还利用关系使大批共产党员进入这支部队，作为部队的骨干。后来这支部队在赵寿山、刘威诚、孔从洲的领导下，先后举行起义，加入人民军队行列，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终于有了一个光明的前途，这无不凝聚着杜斌丞的一份心血。
1938年秋，杜斌丞被国民党政府当局免去陕西省秘书长职，授予省政府委员虚职。他拒绝蒋介石的拉拢，拒绝加入国民党。1940年赴大后方，在成都、重庆、昆明等参加抗日救国-。1941年秋后，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曾在云南做争取国民党将领关麟征、杜聿明的工作。1944年冬，参与领导筹建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并同杨明轩等促成《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出联合版，使之成为西北民盟机关报。1945年2月，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正式成立，他任主任委员。同年10月，在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常委。1946年1月，赴重庆以民盟顾问身份出席政治协0议。2月8日，在西安以民盟中央常委名义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行径，要求当局实施民主-。在-严重、将对他不利风传颇多的情况下，谢绝要他撤离的劝告，坚持西北斗争阵地。1947年3月20日，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受尽百般折磨，视死如归，奋笔疾书，严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10月7日，在西安玉祥门外英勇就义。
中国共产党及各方人士对杜斌丞的评价赞誉颇高。毛泽东曾赞誉杜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杜斌丞遇害一周年时，毛泽东为他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周恩来赞誉杜先生是“革命的教育家”、“坚贞的革命战士”，“生的伟大，死的伟大，正气磅礴，足可千秋”。彭德怀曾称赞杜先生是“难得的有识之士”。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以及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张澜、史良、许德珩、王昆仑、柳亚子等都以声明、祭文、文章等形式高度赞誉杜斌丞的人品、业绩和革命精神。
1952年12月21日，杜斌丞遗体安葬入西安革命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