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歌，原名王宗岳，又名王良、王铁音，1920年出生于四川省。
今歌喜爱音乐，少年时代就露出良好的音乐天赋。1935年，今歌在重庆市沙坪坝明诚中学12班读初中。1937年夏，他以良好的成绩考入重庆市南渝中学高中部高一组。
南渝中学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于1936年创办，1938年天津主校南迁合并后，改为重庆南开中学。入南渝中学后，今歌将原名王宗岳改为王良。
中学时代的今歌，好学上进，关心政治，主持正义，有一股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豪情。
升入高中，他面前展现的是一条更加宽阔的人生之路，美好的前程激励着他忘我地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然而，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今歌与无数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爱国热情，投入了全民族兴起的抗日0。在明诚中学时，今歌的音乐才能就崭露头角。他参加了重庆 领导下的歌咏队，负责指挥和教唱救亡歌曲，还参加了进步刊物《尚志周刊》的工作。到南渝中学后，他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艺术特长，率领学生歌咏队走出校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宣传活动。重庆街头讲演、歌咏、演戏的队伍中，到处活跃着他那忙碌的身影。此外，他还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励进学术研究会”，孜孜不倦地深入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共产主义ABC》和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等革命书刊，认真地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8年清明，学校照例放春假。在徐培光等人组织下，今歌与励进学术研究会的其他成员组成了一支演出小队，深入到嘉陵江畔的江北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每到一处，他们唱歌、演戏、贴宣传品，组织群众进行抗日--，受到各界群众热烈的欢迎。在这次活动中，今歌表现相当突出，除了担任领唱外，还在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1938年5月，经中共重庆市地下党组织安排，今歌与胡圃元、李伦以及重庆 负责人梁华昌等几名同学毅然告别了重庆，踏上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征程。
来到延安，今歌仿佛走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美好。然而，给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吃小米、住窑洞的艰苦条件，也不是修校舍、运煤炭的繁重劳动，更不是露天上大课和夜间站岗，而是那“到处传遍抗战的歌声”。
在陕北公学二十七队，今歌担任了歌咏指挥。那时候，学校凡是出操点名，课前饭后，列队行军，总是歌声嘹亮，雄伟激昂，激荡着庄严雄伟的延安古城。在这里，他把王良的名字改为王铁音，喻意愿将生命化作钢铁般的音符，溶入这震撼山岳的抗日之声。1938年夏，他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他同罗光达、徐捷等同学一起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部 员培训班学习。
1938年9月，中组部任命周巍峙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率团第二次离开延安，开赴华北抗日敌后根据地。为了补充新生力量，周巍峙多次到抗大、陕公、中组部党训班联系和选调适合作文艺宣传工作的青年学生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就在这次选调中，今歌的音乐才华被这位党内著名的音乐家慧眼所识，随即调入西北战地服务团歌咏队(后改为音乐队)，成为一名革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担任了党小组长。
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初到延安的冼星海应团领导之邀热情来团讲课教歌。趁这次难得的机会，今歌学会了冼星海新近创作的几首歌曲，还听到了许多不曾听到过的音乐知识，眼界大开。而冼星海卓越的指挥技巧，通过他本人的亲自示范传授，更使大家看到了一个杰出的榜样。
无疑，人民音乐家亲传的指挥技巧以及后来在周巍峙指导下，学习作曲以及音乐理论知识，对今歌此后一直从事的音乐指挥和作曲，产生了受益终生的深远影响。
1938年11月20日，在周巍峙率领下，今歌与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文艺工作者告别延安，东渡黄河，经过40天风雪中艰难的长途跋涉，于1939年元旦抵达晋察冀军区，驻扎在河北省平山县滹沱河畔的麓山寺。
平时，今歌负责向战士们和驻地群众教歌。有时演出结束得很晚，第二天一早，往往是别人还都在休息，而他却悄悄起床到村小学教歌去了。他的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踏实肯干的作风，以及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团结同志等优良品质，给周巍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后还多次提起。
1937年12月21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在河北阜平成立。1939年春，在平山县李家岸村改为抗敌剧社。不久，为了进一步加强剧社的音乐力量，今歌作为音乐骨干调入抗敌剧社音乐队，后任副队长，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艺术才能。每天在清晨出操结束，总是由他带领大家练声，而后教唱新歌。有时也教一些识简谱和五线谱方面的乐理知识。
当时抗敌剧社演出频繁，今歌一般担任乐队和合唱指挥，偶尔也上-唱，还演奏过口琴和手风琴。此外，他还在许多剧目中反串一些群众角色。
艺术创作缘于一种思想上的热情和冲动。从少年时代起便不断接受的抗战救亡歌曲和苏联音乐的熏陶影响，来到边区后抗日军民对新的抗战歌曲的渴望，抗敌剧社良好的艺术创作氛围，促使今歌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尽管当年边区环境动荡，战事频繁，条件艰苦，但今歌一直没有间断对音乐创作执着的追求。从目前能够查找到的资料中看，他以今歌为名最早发表的一首作品《两条道》写于1940年3月，并已达到相当的思想艺术水平。这首歌当时在敌后晋察冀流传很广，通俗易唱，内容明确，深受广大军民的喜爱。此后，他的创作热情便一发而不可收。在抗敌剧社期间，他的作品至少有二三十首。其中的《爱护村》(胡可、陆灯词)、《军民节约四唱》(红羽词)，分别在1942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和边区文联发动的群众性创作运动中，获甲等奖和乙等奖。
从1939年春到1943年夏，今歌在晋察冀边区度过了四年多的时间。抗敌剧社，则是他革命生涯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几年来，他将青春、赤诚和热血，化作了一首首嘹亮的战歌，汇入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壮丽史诗，也为自己的生命之歌，谱写了火红的乐章。
1943年8月，今歌奉调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政治部尖兵剧社。
尖兵剧社组建于1943年7月1日。此间，为了进一步加强剧社的力量，经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朱良才主任批准，黄天、今歌、郭东俊、黄河、康占元等相继从军区抗敌剧社派往冀东，成为尖兵剧社的主要领导和文、音、美剧各方面的业务骨干。随着他们的到来，尖兵剧社跃上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到冀东后，今歌任尖兵剧社音乐队长兼党支部组织委员。他带领音乐队的同志们，极为艰苦又朝气蓬勃地展开了工作。
剧社成立之初，大家演唱的歌曲，多来自延安和晋察冀，或者是根据当时民歌和群众熟悉的曲调填词而成。随着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军事、政治、文化、生产各项事业的发展，抗日军民如饥似渴地需要更多的音乐作品，来反映他们艰苦斗争生活。今歌深深理解这种企盼，在繁忙的行军、战斗、排练、演出之余，他开始了艰苦创作。白天，为了安静，他端坐在屋子的一角，腿上垫着他那特制的盛满书籍的大挎包，悄声地谱写着鼓舞军心、振奋士气的歌曲；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还戴着700度的眼镜，就着油灯微弱的光线，趴在小炕桌上写个不停，直到困倦难耐时，合衣伏案而眠。
搞音乐创作，他没有读过音乐学院，更不是科班出身。参加抗战以后，由于环境残酷，调动频繁，也没有得到进修深造的机会。他与当时一些优秀的抗战音乐工作者周巍峙、劫夫、麦新一样，是靠如饥似渴地学习，坚韧不拔的努力，勤奋学习，勇于实践而获得成功的。到冀东后，他身上始终背着一个绿挎包，里面装着普洛特所著的《和声学》以及乐谱和其他书籍，不论情况多么紧张，几次轻装都没舍得丢下。两年来，他以革命音乐家的理想气质和灼人的热情，以常人难以想像的速度，创作了歌剧《满洲泪》、《地狱与人间》、《前门后户》、《夜深人静时》(与黄河合作)和近百首歌曲。这些在战火中诞生的乐符，从整体上把冀东的音乐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结束了过去那种旧曲填新词的局面，结束了冀热辽抗日军民没有自己的歌的时代。
从1943年秋到1945年夏，今歌在冀东度过了生命旅程中的最后两年。这两年，是他思想、艺术发展的高峰期，也是他工作最忙碌、作品产量最多、对抗战音乐工作贡献最大的时期，是他生命之歌的华彩乐段。在冀东这块染血的热土上，他走向成熟，走向辉煌，也走向了永恒!
在敌后根据地，特别是在冀东，今歌是公认的优质高产的作曲家。几年来，计有四部歌剧和百余首歌、曲问世。在这些凝结着年轻歌手毕生心血的精神产品中，始终高扬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的主旋律，坚持着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与战争服务的方向，追求和体现着新民主义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政治标准和艺术风格。
1945年7月3日凌晨，尖兵、长城两剧社演职员60多人，在军区才山副参谋长和尖兵剧社黄天社长率领下，从迁安县团汀出发，急行军百余里，赶赴军区驻地，途中夜宿遵化县杨家峪村。
拂晓，大雾弥天。日伪军驻遵化县城的七个讨伐大队共1700多人，突然将杨家峪层层包围。发现敌情之时，今歌本已冲到院中。但是，作为队长，他为了保护同志，仍冒着密集的枪声，迅速指挥着音乐队其他同志从后门冲出去，自己却毅然留下来掩护。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继续抗击敌人。当他发现枪里的子弹全打完了，就竭尽全力把枪砸坏，埋在地里。面对凶残的敌人，他坚贞不屈，大骂鬼子和汉奸，至死不投降，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用满腔的热血写下了生命之歌中那感天动地的绝唱。
(刘力勤傅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