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豫章（1904—1975），又名赵玉璋、赵秉秋。山东省淄川县李家庄（现属淄博市周村区）人。
1910年，赵豫章入本村私塾小学读书。1913年，转入邻村小学。1915年，考入淄川县高小。1918年，考入济南第一中学，后考入长山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限制，未能继续升学，于次年8月到邻村红庙子小学当教员。
1923年应淄川县立师范小学之聘，到县立师范小学任教员。其间，结识了来淄博开展革命工作的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并从邓恩铭处借到《向导》等许多进步书报。1924年3月，邓恩铭再次到淄博指导组织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介绍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并在淄川大昆仑炭栈工人抗“教育捐”斗争中表现积极的赵豫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个月期满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之后，赵豫章经常到淄博矿区一带开展工作。12月，赵豫章辞去教员职务，到淄川县立图书馆任馆员。
1925年春，按照邓恩铭的安排，赵豫章到青岛工作。到青岛后，开始住在邓恩铭的住处。邓恩铭分配他做 工作。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在四方机厂工会的支持下，赵豫章通过鲁佛民（当时是国民党的左派，后来发展成共产党员）帮助，在四方筹办了一个私立小学，起名为“三育小学”，对象主要是工人子女。学生每人交5角钱，作为教学经费和他的生活费。学校有五间瓦房，教师只有他一人。从此，这所学校就成了党领导 秘密活动的主要据点。王尽美、邓恩铭都曾去过，还有四方机厂的李春荣、纪子瑞、孙秀峰等，都到小学开过会，赵豫章和李春荣等人是一个组。这期间，赵豫章的主要任务是启发教育工人，发展党的组织和青年团的组织工作，也曾组织发动铁路工人、纺织工人（主要是四方机厂）进行大 。
1925年的大 遭军阀张宗昌镇压后，工会被解散了。四方机厂的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被开除，有的躲到外地去了，有的牺牲了。在工会被解散的第二天早上，赵豫章也安全转移。1925年下半年，党组织又通过关系，把赵豫章介绍到育英小学去当教员。他就住在关向应住的一个五层楼上，负责交通联系和刻蜡版，搞些宣传材料工作。
育英小学也是党组织秘密活动的据点。有一天，赵豫章到学校很早，发现校门口雪地上有些杂乱的脚印，便意识到可能出了事。为了弄清情况，他大胆地进去看了一下，发现校长室被翻乱了。后马上回到住所，告诉了关向应。关向应听了出事的情况，立即收拾了一下转移了。
1926年春天，党组织安排赵豫章负责李村、阎家山、水源地党组织的联系工作。他到阎家山、水源地时，这里已有党的组织活动，有党员赵洪礼、李德根等。在这里，赵豫章又筹办了一个小学，做党的秘密活动地点，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开办工人夜校，联系水源地工人和纺织工人，后来发展了十几个党员。6月，中共青岛支联书记王星五和支联干事赵豫章一起，领导建立了青岛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浮山后村党支部。
同年夏，鲁广德（即鲁伯峻）又到学校当教员，他负责水源地支部工作，赵豫章到沧口一带做工厂工人的工作。五卅惨案后，因赵鲁玉在邮电局领导女工 很出名，被邮局开除，组织上又派她来做工厂女工工作。她化名赵兰，与赵豫章经常到钟渊、宝来、华新等厂活动，编写了一些宣传材料、民歌等启发工人，还组织了一些反对日本厂主封建把头的小型斗争，团结工人群众，发展了一些党员和青年团员。为了恢复工人运动，赵豫章与共产党员赵鲁玉以兄妹相称，住在离沧口工业区不远的晓翁村。这里既是农村又与工厂区接近，工作起来既安全又方便。他们经常根据党的指示精神参阅报刊的有关内容，编成顺口溜、歌谣、漫画等，印成传单，到工人中散发。当时沧口地区有“华新”“钟渊”“宝来”“富士”4家大型纱厂和其他一些工厂，产业工人总数1万余名。赵豫章与赵鲁玉即在这些工厂的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发展党团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上述4家纱厂中都建立了团支部。沧口地区共有团员42人，比四方区的团员数多一倍。在发展党团组织的同时，赵豫章与赵鲁玉还组织工人多次开展打击厂主资本家帮凶的“打狗斗争”，并收到良好的效果。一些封建把头的嚣张气焰都有不同程度的收敛。
这一阶段，赵豫章的生活极其艰苦，他和赵鲁玉都没有正式职业，上级不能发经费，二人吃住全靠个人打零工和个别同志的接济。有一段时间，赵豫章在附近农村小学兼课，每月仅有3~5元的收入。而这笔钱还要用于买蜡纸、油墨等。所以，他们经常断炊，有时不得不去挖野菜充饥。但是，他们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支持下，战胜了种种困难。他们经常饿着肚子，深夜刻蜡版、印传单，一直工作到拂晓，然后赶在天亮前将传单散发出去。
1926年12月，赵豫章调任共青团青岛地委委员。1927年春，育英小学党的活动点遭到破坏，由于叛徒出卖，赵豫章与赵鲁玉在住处双双被捕。在狱中，他们顶住了敌人的酷刑，始终没有吐露党的机密，只承认自己是失业工人。后因证据不足，敌人无法定罪，1927年初得以取保释放。同年冬，由于共同的理想，出狱后，赵豫章与赵鲁玉结为夫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后来，沧口一带待不住了，他们便到东镇一带活动。赵鲁玉在地下党员徐子兴、王景瑞等处得到资助，买了一台缝纫机，开了个小裁缝铺，以此来掩护他们的秘密工作。
由于连年内战赋税繁重，市场极不景气。赵鲁玉开设的小成衣铺生意萧条，入不敷出，他们冬天连炉子也生不起。有一次，王景瑞去看他们，见住处十分狭小，夫妇睡在吊铺上，仅有一条破棉被，便提出来要接济他们。赵鲁玉笑了笑说：“这没什么。贫困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嘛！”
1928年底，蒋介石势力进入山东，王复元、王用章相继叛变，并做了反动派的鹰犬，成立了捕共队，在济南、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先后逮捕的有数十人。中共山东省委以及各地党组织屡遭破坏，党组织处于十分险恶的环境之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凡为王氏兄弟认识的党员，原则上都要离开山东。因此，有的调往他省，有的去了苏联，有的隐蔽下来。赵鲁玉与赵豫章都是邓恩铭介绍的较早的老党员，王复元对他们非常熟悉，他们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不得已，二人出走大连暂避，后又去了哈尔滨。
1929年到1932年间，赵豫章与赵鲁玉曾先后两次回青岛寻找党的关系均未成。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1937年，赵鲁玉患了肺病，无钱医治，病逝于哈尔滨。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曾多次寻找赵豫章二人，在东北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但是一直未能找到。1975年，赵豫章在哈尔滨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