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字仲子,东汉东海兰陵(今苍山)人,王良出生在兰陵一个普通农家,自幼勤奋好学,刻苦攻读。先习《小夏侯尚书》(西汉宣帝时夏侯胜通晓《尚书》,称大夏侯,其从兄之子夏侯建,从胜字,号小夏侯),对儒经书之一的《尚书》下了很大一番苦功。因此,青年时代的王良就成了一名造诣很深、颇有名气的学者了。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他无心仕途,称病在家不去做官,隐居乡里耕读度日。他虽然生活清贫,却养成了勤俭朴素的好习惯。当后来时局平定后,他在家乡办起了一所学校,教授学生。由于他学问深厚,远近闻名,又加他教学有方,一时名声大振,学生云集,四方学子纷纷前来求学,以“小夏侯尚书教授千余人”,于是震动了京师。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称光武帝,建都洛阳,年号建武。东汉建武二年(26年),大司马吴汉征召王良,他没有答应,因他无心做官,便婉言谢绝了朝廷派来下诏书的使者。
建武五年(29年),正值东汉王朝初建,大局方定,百废待兴,朝廷广需人才之际,于是朝廷发布诏书,征聘一些有名的“处士”到京城任职。这时被征召的士人中有会稽郡的严光、东海兰陵的王良等人。
会稽郡的严光,原来是光武帝刘秀的同窗。可是兰陵的王良怎么会引起朝廷的注意呢?当时朝廷正在广征天下异能之士,凡是通一经、教授十一人以上者,懂得《逸礼》、《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历算、音律、月令、兵法、小学、史篇、医术、《本草》的,地方官就替他准备好车马,送到京师里。当时王良熟读经书,且对《尚书》有很深的造诣,学生云集,教授千余人,名噪一方,被征召就在情理之中了。
王良虽然无出仕,但朝廷再三派者前来相请,实在无法推辞,才离别了故乡兰陵,来到了京师洛阳。朝廷拜王良为“谏议大夫”,食俸八百石。在任谏议大夫期间,王良忠于职守,一心为国,勤恳办事,“数有忠言,以礼进止,朝廷敬之”。后调任沛郡太守,赴任途中行到蕲县,称病不赴,官属皆随就之,王良上 书 要求辞职还乡,但又被征召为太中大夫。
建武六年(30年),王良代宣秉任大司徒司直,食俸也增至千石。在任期间,虽居官多年,身居高位,但他始终严于律己,克己恭俭,谨言慎行,为政清廉。他住在简陋的官舍里,用的是粗糙的家具,使的是陶器瓦罐,连穿的衣服、盖的铺的被褥全都是自己家里织的粗布。他既无府第,又无姬妾奴婢,就连结发妻子也没有接进京城居住,仍留在家乡东海兰陵。
王良任职期间,京城里有一同僚好友名叫鲍恢。此人性格耿直,不避- ,与另一位名叫鲍永的号称京中“二鲍”,连皇帝都常说:“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鲍恢先是担任都官从事,后担任司徒史之职。有一次司徒史鲍恢因公到东海出差,途经兰陵,他早知道王良的恭俭和清廉,这次特意到王 中一探究竟。鲍恢到了兰陵,来到王良的故乡。村民们把他引到一农舍前,只见茅屋低矮,柴扉虚掩,鸡鸭啄食,一派农家景象。鲍恢正左顾右盼,欣赏着农家风光,只见一位农妇,身穿粗布衣裙,背一捆柴火,沿着田间小道而来。农妇近前见来了客人,便热情地将鲍恢让到家中。鲍恢通报了姓名,说是王良的同僚好友,出差东海,途经兰陵,特来看望夫人,想为您捎封信给王大司徒司直。寒暄过后,鲍恢真想不到他面前的这位农妇竟是王良夫人。王夫人杀鸡具黍,款待京师来的客人。鲍恢见其家中十分清贫,敬佩地对她下拜行礼。鲍恢离去时,王夫人以农家特有的忠厚和好客,将鲍恢送出家门,并要他转告王良:家中平安,不要挂记,薄田数亩,足以供食。鲍恢离开兰陵的时候,心里对王良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并叹息其家中如此简朴。回到京城,向同僚们说起王 中的情况,“闻者莫不嘉之”。满朝文武都赞赏王良的贤德。王良居官恭俭,从政清廉,深得满朝文武百官的称赞,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说他这是沽名钓誉,想往上爬。王良对此冷嘲热讽忧愤无比,做好人实在太难了,加之积劳成疾,身体渐感不支。后以养病为由,辞官回到久别的故里——兰陵。故乡的山格外青,故乡水格外甜。清晨,听雄鸡唱晓,见农夫下地;晚间,看故乡月明,夫人夜织。这是京都所未有的乐趣。他有时卧榻沉思,考虑这些年的宦海生涯,深感仕途的凶险,今是昨非一夕间,不免令人心寒。他想到和他同时被召的会稽严光,当刘秀登基当上皇帝后,他并未因是当朝皇帝的老同学而去自投门子,恰恰相反,倒是改名隐居,无意仕途。后来虽然终被从齐国查出,多次征召,把他召到京城洛阳,任以谏议大夫之职,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有人要以“大不敬”的罪名治他的罪,还是皇帝说情:“自古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亦各有志。”后来严光归隐,耕钓于富春山中。他佩服严光,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
王良回到故乡不到一年,朝廷又派使者送来诏书。王良病体还没有痊愈,有心不应召,又怕得罪朝廷,后果不堪设想,只好强支病体,辞别家人和兰陵故土,再次赴京都洛阳任职。当王良走到荥阳时,由于路途劳顿,病体沉重,再也走不动了。他住在一个旅店,不想一住就是多日。在旅中,偶然想到附近有一位朋友,于是就想找这位朋友聊聊。他的这位朋友原是他昔日的一位同僚,因看不惯当时官场的腐败而隐居乡里。当他知道王良进京任职路过此地并要见他时,他拒不相见,并扬言说:“王良也不嫌麻烦!刚回家还不到一年,又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城去做官。那腐败的官场他还没领教过吗?那官瘾还没过够吗?我再也不愿见到他。”王良听到朋友的这番话,心里感到非常惭愧。到此,他不想找那位朋友进行辩解,在旅店又住了数天,便打定主意:待病体稍安,就返回故里。后来,朝廷又多次征召,要他到京都洛阳赴任。他总是以身体有疾为由,再三谢绝了。闲暇时,王良瞅着妻子满头白发,深情地说:“别人做官,封妻荫子,富贵荣华,子贵妻荣;我做官,两袖清风,来去空空,你跟着我可要一辈子受苦了。”王夫人总是淡淡地一笑说:“富贵荣华,过眼云烟;粗茶淡饭,格外香甜。靠自己双手所得,享用起来心里踏实。这有什么不好?”从此以后,王良再也没有到外面去做官。他全家住在兰陵农家低矮的茅屋里,粗茶淡饭、土布裤褂,勤俭度日,心安理得,好不快活。后来光武帝刘秀到兰陵来,专门派使者去询问王良疾苦。此时的王良已老病缠身,久卧病榻,不能言语了。时隔不久,王良便终老于故乡兰陵。
王良的一生,虽身居高官,食俸千石,而恭俭清廉,一尘不染。这除了他熟读经书,立志报国为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故乡兰陵这块土壤造就了这位品德高尚的人。故乡北面的文峰山上也长眠着春秋时期这样一位伟人——季文子,“相三君而无私积”,这种高尚品格是王良为官清廉的基础。其妻亦不慕荣华,不入官府,也是受季文子之妻粗食布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