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讲武堂王一民是1898年生于辽宁，满族人。高中毕业后，1919年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与张学良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军，历任连长、营长、团长、作战科长、参谋处长等职，1928年又被张学良将军选送到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深造。同去日本留学的还有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王一民同张家兄弟先后同学，关系极好，尤其是同二弟张学铭亲如手足。王一民学成回国后，原定分配到东北滨绥地区任旅长，后来由于张学铭的一再请求，才改调到天津任保安总队长。为此张学铭曾对他大哥张学良说：“你不调王一民到天津任保安总队长，当我的助手，我便不出任天津-长。”因为平津两市对张学良来说非常重要，是30年代初期张学良统治东北、华北八省市的政治经济中心。尤其是天津，是张学良财税主要来源地，也是东北军出入关内外的咽喉之地，占驻天津，就等于守住华北、保住东北，因而必须派自己人担任天津市的首脑。东北军于1930年1O月初第4次出关，张学良就派他的二弟张学铭为天津市-长，一年后，又升为天津市长，但仍兼市-长。
张学铭请王一民当天津市保安总队长，除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外，他深知王一民的才华和经历。王在任此职之前，曾担任过各种军职，多次带兵打仗，这可以弥补他自己年轻、刚出校门就当一市之长之不足。另外，他们在日留学时，王一民品学兼优，毕业考试全班第一名。这在中国留学生中是不多见的，因而他对王一民产生敬佩之情。另外王一民对张学良忠心耿耿，办事认真，敢于负责，勇于挑重担，因而年年得到晋升。王一民常说：“我不能同张家兄弟相比，我是穷小子出身，如果学习不努力、工作不认真、怕吃苦受累、贪生怕死，我能一步一步地高升到今天的地位吗?能得到张家的信任吗。彻底整顿保安队王一民到职第二天，就召集保安队全体官兵开会，同大家见见面。不料，通知8点开会，而到9点才来了1OOO多人，仅占总队名册人员中的一半，后来了解到，约有三分之一的官兵还在睡大觉。因为头一天晚上不是在舞厅跳舞、逛窑子，就是打麻将、推-，早上起不来。其余的人只是在花名册上写个名字，实际上根本没这个人，都被总队各级官佐“吃空额”了。像这样的部队能带出去打仗吗?后来，王一民经过深入调查发现：这支保安队原来是清末民初 厅长杨以德留下来的 部队，名为保卫天津，维护社会治安，实际是一群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乌合之众。队内纪律废弛，武器陈旧，只知刮地皮、喝兵血；士兵不去放哨巡逻，专对百姓敲榨0，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王一民认为：兵不在多，在精在强。吸白面的再多，一个团也打不过精兵强将的一个连。为此，王一民将初到保安队的印象向张学铭局长作了汇报，并且提出彻底整顿和加强，保安队的5点建议：
1、所有在册的保安队官兵，上至总队长、参谋长、大队长，下至士兵、勤务兵、伙夫，都必须经过岗位考核和测试，不称职的以及吸毒、年老、体弱、有病和品行不正、严重扰民的，坚决除名。
2、保安队缺额部分一律从东北军中抽调骨干分子补充，全员兵力要逐渐达到3个团。
3、保安队中“空额”一律补齐，改掉旧行伍的恶习。过去“吃空额’’的不再追究，今后如有再犯，严加惩处。
4、更新一部分旧式武器，弹药基数要配齐，必要时配备一部分重武器。
5、加强军事训练和爱国保土教育，整顿军风纪，提高战斗力。
为加强保安队的军事训练，王一民总队长到任初期还亲自兼任保安队总教官，并从近年来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东北讲武堂历届毕业生中招聘成绩优秀者为教官。从已招聘的4名年轻教官中，选拔黄冠南为总教官，孙铭九、解如川、贾国辅3人为教官。这4名年轻教官后来都成为革命之材，孙铭九在1936年任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西安事变时奉命在华清池活捉蒋介石，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贾国辅(贾陶)在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炮兵学院院长；解如川(解方)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参谋长、军委训练部副部长；黄冠南后来也参加了抗日，曾任团长等职。
加强对日本租界的情报工作。王一民在大力整顿保安队的同时，他发现在日租界里有一批大小汉奸在活动，如李际春、张璧、袁文会等。而著名的中国通、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从东北赶到天津进行秘密活动。另据情报，在天津日租界居住多年的逊帝爱新觉罗·溥仪，近日来也不安分了。这些汉奸、特务、逊帝、土匪头子、地痞流氓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有无内在联系?据王一民多年在日本的体验，有日本人的参入是不会有好事的。日本的国策是对外侵略，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东北三省已被日军占领，华北、天津也迫在眉睫。为了把日本人和汉奸活动情况摸清楚，必须加强日租界的情报工作。王一民决定在保安队内成立特务队，从全总队和全市 中，抽调熟悉日租界情况、并能同日军、汉奸拉上关系的人，分成若干小组，分别打入日租界和敌人内部。如李际春的副官、张璧的参谋，都有保安队派去的人。正因为如此，在日本便衣队-之前，对他们的一切活动了如指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这次到天津，主要任务是欺骗、威胁和挟持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到东北，充当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其次是给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中将出点子，策划天津便衣队-、企图以中国人打中国人，推翻天津地方政府，建立伪政权。这样既干扰了张学良在华北的统治，又配合了关东军在东北的侵略活动。
为了推行侵略计划，土肥原贤二又把他的中国“把兄弟”李际春(即日本著名电影名星、歌星李香兰的中国义父)和张璧(原北平 总监)介绍给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椎中将，出任天津便衣队的正、副指挥，准备在-成功后，李际春为河北省主席，张璧为天津特别市长兼-长。李际春、张璧的-指挥部设在日本租界万国公寓2楼28号。为便于指挥作战，日本人又同意便衣队司令部下设副官、参谋、秘书、军医、军需5大处。司令之下设若干支队，支队之下设几个到10几个分队，分队下设8至12个棚，每个棚设头目1人，士兵10人。共招募了2000多人。武器弹药全由日本人配发，大部分为步枪和手枪。每支队只配备轻机枪2至3挺；重机枪和-中用的追击炮，全由日军掌握。另外还配备坦克、装甲车10几辆，以作冲锋之用。便衣队司令部、支队、分队均设日本顾问，大小事均由日本顾问作主。司令、支队长、分队长只是遵照日本顾问的指示执行而已。
便衣队平时训练，每人每天发给津贴4角、6角、1元不等。-时，每天提高到1O元至50元。这些钱全由日本人出。平时军事训练大多在日本海光寺军营进行，后来人多了便在日本学校操场和马路上进行。教官全是日本军官和日本在乡军人(复员军人)。训练科目，先是徒手训练，后来是持枪、投弹、夜战、巷战训练。招募来的下级官佐和士兵训练时间长的3个月，时间短的仅几天，其中大部分是兵痞和散兵游勇，过去打过仗，有一定战斗力。另外，还把日租界内的6000日侨全部组织起来，其中1000多名在乡军人组成义勇队，协助日军训练便衣队，修筑工事，必要时参加攻打中国地区的战斗，成为日军后备军事力量，妇女成立救护队，对伤员抢救护理。每家每户都被通知储备粮食、蔬菜和必备的消费品。
有决心消灭便衣队。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月，张学良将军将负责天津市地方治安的天津市长兼-长张学铭和天津市保安总队长王一民2人叫到北平，听取他们对天津治安形势和日军活动情况的汇报。王一民首先将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日军及便衣队的活动，以及天津保安队的整顿和备战情况汇报后，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第二个侵略目标是天津。其理由是：一、天津是东北的门户，出关第一个大城市是天津。又是海陆交通枢纽、是兵家必争之地；二、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是华北财源和物资集散地，也是军需后勤供给的基地；三、天津是东北军在关内的后方基地，又是张学良统治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如果日军占领天津，必然震撼和动摇张学良对华北的统治，必然影响对东北的支援。
日军将采取何种方式侵占天津?王一民分析：从目前看来，日军不可能走“九一八”事变中的直接出兵占领的老路。一是兵力不足，在东北三省的几个师团正遭到我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顽强抵抗。目前，日军正从占领朝鲜的3个师团中抽调两个师团紧急调往东北。日军的后备师团还没有完全动员起来。二是“国联”正在开会，准备派调查团到东北视察。如果天津也被日本出兵直接占领，更会增加各国政府对日本的谴责。三是在华北、天津日军培养和拉拢了不少中国人，包括中国过去的军政界头目，他们甘愿为日本人效劳、充当汉奸，天津的李际春、张璧及其便衣队就是其中一伙。根据以上3点，日军最有可能的是采取以华治华的办法，利用已招募和训练的中国汉奸便衣队为先导和主体，以日本租界地为根据地，以日本驻屯军为靠山，对天津中国地区进行攻击和骚扰，制造-，企图占领天津。据来自李际春和张璧总部的内部消息：他们攻击有3个重点：第1个目标是-，也就是保安总队的指挥部；第2、3个目标是省、市政府。如果这3个地方被占领，就等于推翻了天津地方政府，占领了全天津市。另外，日军还预计天津郊外的中国驻军，不会开进市内协助保安队进行战斗，因为有《辛丑条约》为他们作保障。如果中国政府向天津市区派遣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就等于给日本人抓住借口，更会“名正言顺”地派大军侵略中国。日本人估计他们占领天津的主要障碍和对手是天津保安总队。他们原先预计，只要招募到1000多人的便衣队，再加以训练，击溃天津保安总队是没问题的。后来日本人得知，天津的保安总队已不是过去的保安总队，在张局长的领导下，经过一年来的整顿和训练，战斗力大大加强。为此日本人又招募了1000多人，以为2000多人的便衣队击退保安队是没有问题的。
张学良认为王一民的分析很有道理，他说，“日本人说得对，如果打起来，有《辛丑条约》，中国军队是不能开进市内作战的。蒋总司令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我是副司令，只能服从总司令。如果只是保安队参战，那是治安问题，是镇压日本便衣队的-，而不是中日两国军队交战。问题就看你们，如果你们有把握把日本兵打退，又能消灭便衣队，我就同意你们打；否则，一旦失败了，不如不打。”王一民胸有成竹地说：“我有信心和把握把日本人打退，把便衣队消灭掉。”张学良又问张学铭的看法，张学铭说：“我同意一民的看法。这次来北平之前，我们进行了研究，只有打，才是出路；不打是没有前途的”。经过再三考虑，张学良终于同意了张学铭、王一民的作战计划。他说：但有一条，必须是日本人先动手，我们才能还击。我们绝不能先动手。临行前张学良将军又亲切地嘱咐他二弟：“学铭，你的勇气是好的。但是你还年轻，缺少实际经验。在军事上多依靠一民，他有打仗经验，在政治上与日谈判，多同王树常研究。重大问题，随时向我报告。
王一民和张学铭从北平回到天津后，更加注意日租界的动态。加强对保安队的训练，尤其是夜战和巷战训练。与此同时，日军也在磨刀。在日租界四周设置路障、架设电网、制造工事，来往行人、车辆都进行检查，并在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东岳大楼顶上设置观察哨，架设追击炮对准省、市政府等要地。天津事变前几天，日本轮船“天龙丸”驶进天津码头，卸下几十吨武器和弹药。供-时使用。这些迹象表明，日军发动进攻的时机不会太久，已迫在眉睫。1931年11月8日上午，王一民总队长突然接到第三大队长李荫坡的紧急报告：当晚10点左右，李际春、张璧指挥2000多便衣队，在日军督导下，将分三路向中国市区进攻。第一路由日租界闸口沿海河两岸从南向北进攻，目标是金汤桥西头的保安总队指挥所和市-；第二路是通过南市、东马路、金钢桥目标是省政府；第三路从海光寺日本兵营出发，向南开、南市城里推进、企图占领各公安分局和 派出所。鉴于形势的紧急变化，王一民一方面命令各保安大队、各中队、各公安分局、派出所一律进入戒备状态，任何人不得离开岗位；另一方面向张学铭报告。那天正是市长三弟张学曾举行婚礼的日子，日本人选择这一天是有用心的。因为这一天，天津市的军政大员都得参加张学曾的婚礼，王一民也不能例外，这样可以给日军造成可乘之机。
张学铭问王一民是否将张学曾的婚礼推迟一下。王一民说：“不必。咱们正是利用三弟学曾结婚这一天同日本人干。他们以为我们的指挥官都参加婚礼，群龙无首。我们就将计就计。我用生命担保，也要把敢于进犯之敌打退。”正如第三大队长李荫坡的报告，当天晚12点半，日本军营海光寺的钟声敲响了，这是进攻的信号。埋伏在日租界各路口的便衣队，在日军的督战下，蜂涌般地冲出日租界，向攻击目标扑来。早有准备的保安队，依靠马路上临时搭起的工事进行抵抗。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有些防线顶不住了，特别是海光寺、广开二马路一带。接着，南市地区部分防线也被敌攻破，靠近指挥部的闸口地段，由于第一大队官兵的顽强抵抗，日军和便衣队久攻不下。为打退敌人的进攻，总队长王一民将保安总队的总预备队第二大队的部分中队调往南市、南开一带，进行增援。激战到次日早上3点半，除了靠近日租界的二区第六 派出所被日本宪兵一个排占领外，已把日军及便衣队全部击溃。头一天夜里战斗就毙伤敌人5O多，其中包括日军曹长宫本和日军士兵2人，俘虏便衣队100多人。
11月9日凌晨4点半，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中将见战况对日方不利，便十万火急地向中方最高行政当局、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和天津市长张学铭提出双方立即停火，(深怕保安队乘胜追击到日本租界)，并要求中方-在早6点前从沿日本租界边沿后撤300米。香椎中将还威胁王树常和张学铭说：“日租界住着日本侨民6000多人，如果中国军队进攻日租界，打死一个日本侨民，日本帝国政府绝对不会答应的。”为防止事变的扩大，王树常主席和张学铭市长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命令中国前线指挥官王一民立即停火不再追击。可是当中国保安队刚从前沿阵地后撤300米还不到半小时，日军及其便衣队在11月9日早6点30分，又违反协议第二次发动进攻。这次是东西两面进攻，东路由便衣队总指挥李际春直接指挥，在日军多辆铁甲车和炮火的支援下，沿海河西岸由闸口向北进攻。指挥了一夜战斗的王一民突然见日军装甲车又冲上来，后面还跟随着几百便衣队和日军，而防守在闸口的保安队只有两个中队，敌不过日军装甲车的攻击，便边打边退。王一民见状，急忙将指挥部所能组织起来的近百名官兵全部投入到第一线参加阻击战斗，并下令：“不准任何人后撤一步!人在阵地在，用生命保卫大天津。”这时一发炮弹落在王一民身边，一位参谋当即建议：“请总队长撤到河那边去。”王一民坚定地说：“我此时后撤就等于放弃阵地，就是死也要死在阵地上!”
总队长王一民一边组织指挥所的全体官兵进行抵抗，一边用电话命令东南角保安二大队部分官兵从东南角和东马路向东打，切断日军和便衣队向海河边的退路。这一招很见效，李际春见保安队从西面包抄过来，怕切断后路，马上下令后撤。这次便衣队的进攻又被打回去了。后来日军及便衣队又多次发动进攻，均被打退。保安队在后两天里又俘虏了便衣队200多人，使便衣队遭到重大创伤。此后，日本人又改变了手法，将一部分便衣队伪装成老百姓，秘密输送到中国居民聚居区，以配合便衣队里应外合，进行-。对此，河北省主席王树常立即下令成立天津市-司令部，任命天津市长兼-长张学铭为-司令；任命天津市保安总队长王一民为-副司令；任命天津市特别二区公安分局长董芝芳为-司令部参谋长。司令部办公各处室、由市-各处室兼、不再另设。-司令部负责战时全市-，对来往行人、车辆、船只进行严密检查，以防日军和便衣队进行破坏。
由于天津市保安总队全体官兵的英勇作战，多次击退便衣队，毙伤俘虏600多人，挫败了敌人的阴谋，使天津市民的生命财产得以保障，使社会治安逐步恢复，受到天津百万市民的热烈称赞，各行各业纷纷组织对保安队进行慰问；河北省主席王树常也拿出大洋3000元对作战有功人员进行奖励。从11月中旬以后，日军改变了策略，硬攻不行、改为软硬结合，军事进攻不行，改为外交谈判为主，军事扰乱为辅，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今天大打、明天小打，夜间打、白天停、便衣队越打越少，打到11月20号左右、便衣队的正、副指挥李际春、张璧都不见了，便衣队仅剩的千来人，由日军直接指挥。这期间，对王一民来说既兴奋又痛苦。虽然他昼夜战斗在第一线，指挥保安队同敌人作战，既辛苦又危险，但是由于全市全国人民的支援，保安队3000官兵的共同努力，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英勇战斗，终于把便衣队打垮，把日军打退，迫使日军在天津这块土地上不敢太嚣张，他为此而感到欣慰。痛苦的是，王一民正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时，他的妻子也正临近分娩，由于担惊受怕，难产而死。这是一件憾事，后来王一民说：“没有办法，我不能两全其美。我不能视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而不顾呀!”
王一民是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11月中旬的一天，南开中学校长突然出现在金汤桥头保安队指挥部里，找总指挥王一民，请求派兵护送正处在战火区域的南开中学300多名师生冲出战区，转移到安全地带。此时中日交战激烈，双方都投入大量兵力进行战斗，兵力十分紧张，一个中队(连)的兵力，就可能决定这个地区战斗的胜负，在这种情况下，王一民以300名师生的生命为重，下令总预备队中仅有的一个中队护送学生，突围到河北安全地带。日本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在11月26日晚8点，又网罗剩下不到千人的便衣队，再加上兵营里所有的400多日本兵、1000多日本义勇军，共2000多人，分两路，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组织最后一次大冲击、大进攻。这次战斗打得很激烈。王一民将所有的预备队及能战斗的 都投入了战斗，与日军决一死战。双方打了整整一夜。最后，还是以我军胜利、日军失败而告终。近千名的便衣队，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全打散了。他们的后台老板日军，也被打得丢盔卸甲、狼狈不堪。27日后，日军虽然也不断地出来挑衅，但较大规模的行动没有了。天津保安队在全市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镇压了便衣队的多次-，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因此，南京中央政府对天津事变中有功人员给予奖励。授予天津市长兼-长张学铭二等四维勋章，授予天津市保安总队长王一民三等四维勋章。全国各地军民、团体不断发来贺电、贺信。天津《大公报》11月17日发表社论，称赞天津保安队和 ：“自事变后， 保安队对暴徒防御制止，备著辛劳，保全地方，卓著功绩。”
经过这一场较量，日本人应该接受教训，但是日军为在政治上捞稻草，便通过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向蒋介石政府 。贼喊捉贼，颠倒是非，反而诬蔑敢于抗日的天津保安队有罪、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府此时正在南方各省忙于“围剿”红军，无暇北顾，深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于是接受日方无理要求，向张学良施加压力。此时的张学良正处于“一切听从蒋总司令”的时期，又一次屈从蒋的压力，迫使打胜仗、得过勋章的天津市长张学铭辞职；迫使打胜仗的天津市保安总队撤到天津河北省。以此表明给日本人挽回面子。领导抗日的天津市长兼-长张学铭-辞职了，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张学良任命专职从事外交工作的周龙光接任天津市长。天津市-长的职务由谁来接，张学良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征求张学铭的意见，张学铭说：“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王一民。因为我和他的抗日见解一样。由他接替我，实际是一样的。”于是张学良便任命王一民为天津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