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健，字舜卿（又名舜钦），彝族，贵州郎岱县（现为六枝特区）人。先世为水西土司，明奢香后裔，本人乃清末附生。他虽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但因愤疾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土司制度的黑暗腐朽，却能突破封建世俗的禁锢，家族势力的-，于二十余岁时毅然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自一九0五年，在日本东京首批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直至一九二九年病逝的二十五年间，无论反清、讨袁、北伐，第一次国共合作，都始终站在中山先生一边，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卒有“健生于纨绔之中，而志青云之上，京奇士矣”的称誉。
为了推翻清政府反动的统治，救中国于帝国列强和封建土豪的水火熬煎之中，安健多次参加孙中山亲自策动和组织的武装起义。因他为少数民族，在滇黔桂诸省中多有影响，常被派到这些地区开展革命活动。虽然他所参加的钦廉起义、河口起义和广州起义先后失败，并曾负伤，但他仍能再败再入，不畏艰苦，不怕牺牲，深受同盟会同志的赞颂。他不仅战场上出生入死，还拿起笔杆，宣传革命。日本、上海、广州等地的进步报刊，时有他的文章，鼓吹共和。当时上海报刊称“土人安健，文章震惊海内”。清政府曾因此通缉捉拿，并派人焚烧了岩脚南龙桥他的老家，威逼家人，许之以金钱，诱之以官爵，但均未能动摇他“推翻帝制，建立各民族平等共和国”的革命意志。
辛亥革命后，窍国大盗袁世凯复辟称帝。安健率先响应祭锷义举，积极奔走，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 运动。一九一三年，孙中山在日本召集讨袁大会，安健被推为贵州讨袁 军总司令，旋又被任命为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贵州支部长，回贵州之际，孙中山亲笔题词“天下为公”以赠。他回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家族中佃户三年不交租，以身示范。其时，贵州军阀割据，但他仍能忍辱负重，团结各方力量，共同讨袁。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新-。安健竭诚拥护，身体力行，与廖仲恺等一起，对国民党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充实革命武装，他先后亲自从贵州动员、挑选和带领了百余名各族青年，进入由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的黄埔军校。这些青年由贵州到广州沿途的旅差费用，几乎全由他个人负责。这批青年以后多数参加了北伐战争。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陈延年、周恩来等同志为了团结革命力量，筹组北伐而组织了“西南同志会”，安健参加了这一共产党领导的 组织，他与周逸群（贵州桐梓人，共产党人）等同志一起，为团结和动员国民党的滇军、黔军、粤军、桂军、湘军中的左派力量，推进北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九二六年七月，由于安健等人的努力，促使黔军彭汉章部投靠了北伐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安健被任命为该军-表。这个军由贺龙、杨其昌两师组成，周逸群同志是贺龙师的-表。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镇压革命人民。安健被这些国民党的 分子视为“过激派”、“-分子”，-离开武汉。一九二八年他经广州、香港，转河内，到了昆明，想借同族人龙云（当时是云南省政府主席）之力，先夺取贵州，然后再联合两广势力，与蒋抗衡。但由于军阀割据，各怀异心，他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国民党的一位元老出走，如何向国人交代？蒋介石为了掩人耳目，也为了离间左派力量，曾多次电邀安健出任交通部、外交部次长，但均为他严词拒绝。恼羞成怒的蒋介石转而用快邮代电对安健进行通缉。
一九二九年安健因积郁成疾，病逝于昆明，终年五十一岁。去世后，龙云隆重为其办理丧事，并资助其家人将灵柩运回贵州郎岱老家安葬。
由于云南省国民党省党部和原同盟会诸多老会员力争，国民党南京政府追赠安健为陆军上将，予以一等抚恤，并将上官乡更名为舜卿乡。
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安健十分关心各民族的大团结，重视维护民族平等权利。一九一九年，安健被任命为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以川边宣慰使的身份驻节打箭炉（即今四川省康定）。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开展民族工作，他不顾交通阻塞、山高路险、气候恶劣，千里跋涉，累阻必达，深入到金沙江畔，大、小凉山、阿坝等藏、彝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民族平等、团结救国的革命主张。至今，他的名字，仍然在凉山彝族人民中广为传颂。
安健还多次在报刊杂志上撰文介绍贵州少数民族的情况，批判了当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对少数民族的错误看法。什么“南夷为虫，北夷为犬”，他斥之为“此中土人士偏狭之见”。囿于历史的原因，安健没有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阐明民族问题。但他以事实为依据，用质朴的语言，可靠的史料，论述了贵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源远流长。他批驳了用一个“苗”字概括了贵州少数民族的荒谬说法。他说：“仅就其服色而称之曰花苗青苗黑苗。则贵州之花苗青苗黑苗，不同于安顺的花苗青苗黑苗，更不同于威宁、兴义的花苗青苗黑苗。且何解于理明子之称穿青，蔡家子之称穿白，汉人之称穿蓝？”安健还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礼俗、器用考证了贵州各族人民文化的悠久历史。他以“罗罗（注：即彝族）语言多古音，吾人试以诗经古韵试之，至少有五分之一同。”为据，并用汉晋唐宋元明史书所载有关史料，论证了“罗罗汉时即据有滇黔中部”，和他们有的文治武功。他并考证了“仡佬中有一部分语言同罗罗”及其“入滇时间，也在汉时”。又以仲家（注：即布依族）“祭祀击铜鼓，铜鼓者马伏波军之用器”为依据，考证“仲家入西南之期，为东汉之时”，有理有据地阐明了贵州少数民族历史的渊源，应跻于中华各民族平等的行列，有力地抨击大汉族主义者不承认少数民族历史地位的种种偏见。
人民永远怀念安健先生，198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将安健先生墓列为“革命遗地及革命纪念建筑物”，并且由省政府拨款2万元，六盘水政府拨款2500元进行修复，1986年4月26日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举行“安健墓修复落成典礼”，省政府及贵州民革代表参加典礼，省委-部等30多个单位敬献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