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侗，字愿中，剑浦县(今南平市)人，宋元祐八年(1093年)生。李侗自幼颖悟，在家庭影响下，少习举子业，曾“孜孜矻矻，为利禄之学”。20岁，在乡校读书时就很有名声。不久，听说郡人罗从彦得“河洛之学”于杨时，便决心放弃举子业，专心求道。政和六年(1116年)，入罗从彦之门，罗从彦授以“《春秋》、《中庸》、《语》、《孟》之说”，李侗“从容潜玩，有会于心，尽得其所传之奥”。讲诵之余，效法罗从彦，终日-，体会“喜、怒、哀、乐未发前之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天下之理“莫不该摄洞贯，以次融释，而各有条理。”罗从彦对李侗很满意，认为“愿中向道甚锐，趋向大抵近正。”
政和七年(1117年)，李侗退居山田，继续从事理学研究。此后几年间，虽“箪瓢屡空”，始终怡然自适。遇亲戚中有贫苦不能婚嫁者，便节衣食相助。与乡人相处，不论长者、少者、贱者，皆各尽其道，各得其宜，故深受乡人敬重；接待后学，总是终日答问不倦，并能因材施教，“随人浅深，诱之各不同。”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于赴同安县主簿之任途中，在延平首次拜见李侗。当时，朱熹受佛道思想影响颇深，曾与李侗当面“说禅”。李侗不以为然，只教他多看“圣贤言语”。此后，朱熹逐渐看出“释氏之说”的破绽，而对“圣贤言语渐渐有味”。二十八年(1158年)，卸同安之任后，朱熹徒步数百里到延平，就《春秋》、《论语》等书中问题向李侗求教，李侗一一作了精到的答复。此后，除书信往来外，朱熹又多次到延平就教，常常住上数月才离去。朱熹很佩服李侗的学问，曾说：每次“去而复来，所闻必超绝，盖其上达不已，日新如是。”而李侗对朱熹也很满意，一再称赞朱熹：“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论难，体认切至。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益深矣。”
李侗一生乡居，没有当过官，但“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曾谓：“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日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人主当于此留意，不然，则是所谓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后，朱熹在上封事前曾特地向李侗征求意见。李侗赞成朱熹反和议的思想，认为：“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纲纪，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还指出：“吾侪虽在山野，忧世之心但无所伸示”，希望朱熹早些把封事上闻。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李侗儿子李友直、李友谅同登进士第，试官旁郡，更请迎养。隆兴元年(1163年)，李侗自建安(今建瓯)赴江西铅山，又到邵武访外家，并顺路游武夷。归来后，应福唐守汪应辰之请到福唐，不料病发，卒于州署。
李侗一生“不著书，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但在传道继统上却占有重要地位，学者称之为“延平先生”。自杨时从河南二程处“载道南归”后，先传罗从彦，再传李侗，李侗又传给朱熹。至朱熹，理学遂大盛于天下。因此，淳祐七年(1247年)，宋廷应福建提刑杨栋之请，赐谥文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廷赠为太师，追封越国公。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明廷又从福建提学熊尚文之请，诏准从祀孔子庙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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