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5年（1926），刘节由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随名师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学习，发表《洪范疏证》和《好大王碑考释》，在古史研究方面崭露头角。《洪范》是《尚书》中的一篇，刘节对其著作年代提出疑问，为之疏证，得出《洪范》的著作年代，在《王制》编成至《吕氏春秋》成书之间的推断。《好大王碑考释》对朝鲜古代史和古代地理的考证和推断，成就超过了前人。
民国17年（1928）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大学任讲师。民国19年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翌年回到北平，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金石部主任，民国24年转到燕京大学任教。在北平时，他继续从事古器物和古文献的考释工作，成果有《周南召南考》、《古邢国考》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上海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后来又到成都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任职。民国29年（1940）秋至民国33年，他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仍然治学不辍，其《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等专著，都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论证了中国从初民社会起就都有图腾组织，中国古代是从图腾社会发展为有姓氏制度的城邦，再由有姓氏的奴隶社会发展为初期封建社会。在重庆几年，刘节还写了考证《诗经》、考释诸子的文章，如《老子考》等。
民国33年（1944），入中央大学任教。民国35年南下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继续对中国古代氏族、部族历史进行研究。其《麦氏四器考》论证了麦氏与牟菜、微卢、苗黎族的关系，认为他们都是出于古代的貊貉族。翌年写成《释嬴》，证明黄帝的传说源于嬴氏部族；黄帝，实为嬴图腾部族之转化。
在探讨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同时，刘节重视对中国古代语言史的研究。他对金石学、音韵学、训诂学的造诣很深。上自甲骨文字、古金文字和古陶文，下至秦篆汉隶、六朝隋唐碑帖上的别体字、异体字，无不博览精研。他著有《广韵声类》一书，考明古代声类分合的关系。后又再撰《言语古物学》等文章。1949年写出《古代成语分析举例》一文，分析了中国古代语词的特点。他认为，语言中最基本的东西有两样：语根和语法。从语根可以发现古代人的名物制度，从语法则可发现古代人的意识形态。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他继续留在中山大学任教。1950年至1954年任历史系主任。他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先后开出《中国通史》、《殷周史》、《中国古代史学史》等多门课程，并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讲《左传》。他治学孜孜不倦，同时积极参加史学界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先后发表了大量论文，如《西周的社会性质》、《曹操对于改造社会制度方面的贡献》、《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孔子的“唯仁论”》、《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等，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历史观点。
刘节为人耿直。在学术问题上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五六十年代浓厚的“左”的氛围条件下，他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次批评，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教学科研工作。1977年7月因病在广州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