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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纯


[][公元1022年-1097年]

李之纯

李之纯(1022年~1097年),字端伯,北宋沧州无棣(今山东无棣)人。宋熙宁三年(1070年)登进士第,步入仕途。他满腹经纶、廉洁奉公、忠心体国,朝野皆有名声。李之纯在文学、史学等方面俱有成就。在北宋的文学革新中,他和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人一样,作出了卓越贡献。

忠君爱民多义行

李之纯初任主薄,擢度支判官,出为江西转运使。时有御史周尹弹劾广西提点刑狱许彦先受贿。朝廷御令李之纯前往调查此案。李之纯经过深入调查,摸清了实情。原来这一事件是由一个曾在许家当侍女的人一句话引起的。李之纯认为仅仅凭着仆人的一句话就弹劾朝廷命官,不足为凭,因此未予立案。不久,李之纯被擢为成都路转运使。

成都路地少人稠,粮食不能自给,每年靠官府减价发售官米6000石,供应民食。言官上奏,认为这虽然给百姓带来了一定好处,却损害了国家利益,应予免除。皇帝下诏,令朝臣们讨论这件事情。李之纯尖锐地指出:成都老百姓仰仗皇恩浩荡,依靠这些粮米已经生活了百余年,今天凭什么要剥夺他们的饭碗?经过一番争论,皇帝还是听从了李之纯等人的意见,依旧例行事。

在成都路,李之纯任期届满,因其政绩颇佳,朝廷特命继续留任。

李之纯回朝任职。皇帝诏见李之纯,并宽语抚慰:“爱卿,几年前你本该回京复命,但朕不想更换命臣,为的是让你这样忠于朝廷、有所作为的大吏在地方任职,使边远地区保持靖宁,五谷丰登,民心安顺,以昭彰朝廷的绥远之意,爱卿你可知晓朕之心意?”皇帝一席言,令李之纯感激涕零。

宋元祐元年(1086年),加龙图阁直学士衔,除职沧州。后诏还任户部侍郎。时由苏轼为之撰修任职诰书(译文):保护国家,就像保护自己的身体一样,靠药品来滋补,还不如颐养血气;驾御黎民,就像驾御马匹,用鞭子抽打,不如让它们拉轻车。所以,用兴利来使民富,不如省事让民自富;用广求的办法,使国家丰裕,不如靠节俭的措施,让国家自然丰盛。我将上述主意,颁发给仕、农、工、商,希望共同照此志向行施。因你龙图阁直学士李之纯,在知事沧州期间,经屡次政绩考核,都以循良著称,虽然配备有主持者,但对钱粮的出纳,还是不吝气力,事必亲躬,理应受到超越等级的提升。几乎无虚受之议的话,责承你服从我的训词,借以满足公议为是也!

未几,又改集贤殿编撰,再出任河北都转运使。旋以宝文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开封府起火,烧得府廨一空,李之纯仅以身免。不久,以直学士衔再知成都府。

宝贵文化遗产《大慈寺画记》

李之纯要到苏辙的家乡成都任知府,苏辙对他寄予期望,建议他“民习礼义,易与为善,难与为非”。言下之意,就是要让他教育、引导当地人们学习礼仪等道德规范,这样人们就容易去做好事,而不容易去做坏事。

宋廷实行以文治国的方针,把尊师重道作为自己的文化理念。其尊师重道的主要内容是以崇儒为中心,儒、佛、道并存。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政策,拓宽了以文治国方略的实施范围,为其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历届成都知府对孔庙的修缮和为先贤兴建祠堂,就是宋廷尊师重道文化政策在地方上的具体落实。李之纯在担任成都太守的两年中,他在恪尽职守、秉公处理政事的同时,还在努力完成多年来积淀于胸的一桩大事。他虽系朝廷命官,但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史学家。在成都的数年间里,他被秀丽巍峨的巴蜀山水所陶醉,为当地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所吸引,闲暇之时徜徉于其中,常常为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优秀文化击掌。

宋神宗年间,李之纯在成都前后做官九年(后任成都太守),多次到大慈寺观壁画,待其离开成都时,“而未见者犹大半”。

李之纯在他的《大慈寺画记》中言:“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他深知这些唐壁画的价值,命令侍从会同该寺僧官逐一清数统计,造册保存,以传后世。“总九十六院,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王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诸夹绅雕塑者不与焉。像位繁密,金彩华缛,何庄严显饰之如是……。”这是李之纯留给川蜀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料。但更为关键的是,大慈寺之所以“大”不仅仅是它的规模,还在于寺之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该寺的讲学风气绵延不断。如悟达国师升座讲学于“大慈寺普贤阁下,黑白众日计万许人,注听倾心,骇叹无已”。人们称赞云:“方今海内龙象,非师而谁?”可见大慈寺在当时已成为蜀中的佛学研究中心,并且寺内还按类别分为超悟、宣梵、严净三院,“使学禅者居超悟,学律者居宣梵,学讲者居严净”。其中超悟院“创建禅宇凡为屋千楹,且阐龙宫具藏贝叶,规模恢敞,气象雄峙。”形成这一盛况,与李之纯一贯重儒兴教的做法不无关系。

同时,李之纯在成都周公礼殿的东面,为仁宗庆历兴学的建议者范仲淹修建了祠堂。“元佑戊辰,宝文阁直学士李公尹蜀,诚于应物,乐于为善,凡可以成法者皆欲举之。客有告曰:‘蜀有学自文公始,本朝郡邑有学自范文正公始。……愿正公祠,使天下为善者劝。’李公乐其请,命成之于礼殿之东,与石室对峙焉。”

受党祸牵连宦途多舛

李之纯与苏轼、苏辙兄弟交厚,在政见上俱属于“后党”;在文化上惺惺相惜,经常在一起切磋词句,互有唱酬。

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丞相文彦博向皇帝表奏李之纯、楚建中等人,建议堪以重用。他对李之纯评价甚高:“中散大夫、直龙图阁、知沧州李之纯,累任转运使,忠厚淳正,颇有时誉。”

诏还,晋宝文阁侍制,授太仆卿,再擢户部尚书,三迁御史中丞。辗转数任,皆以善治仁厚吏称。

李之纯为人耿直,做事不喜声张。他为国家兴旺、百姓福祉计,向皇帝建言:朝廷有事下达六部,不应由胥吏专处,若各部大臣无时间过问,应令各司官员根据分工,提出意见,禀告后再作决定,以便使下情上达,避免胥吏舞弊弄权。他还奏言:贤明的大臣们和衷共济辅弼朝廷,那么天下的百姓就能和睦共处,百业兴盛。齐心协力甄辨好坏,把不好的东西转化为好的东西,是每一位臣子应尽的职责。现在一些观望的人,看到国家法令规章执行不力,朝廷稍有一些不睦,就会乱加评论,四处传播,这不利于国家安定兴旺,朝臣们不可以不谨慎行事。皇帝称善。

李之纯识大体,知大义,性情耿直,公私分明,不拘小节。元祐七年(1092),皇帝亲祀南郊,苏轼为卤薄使,引导圣驾进入太庙。几近太庙,忽见几辆赭黄色、青蓝色顶盖的犊车吵吵闹闹地争抢道路,竟不避皇帝仪仗。苏轼差人前去问询,才知是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苏轼对李之纯厉言道:“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以不闻之!”李之纯垂首不敢言。于是苏轼在车中请奏,诏李之纯昭整肃仪卫。

元祐八年(1093年)二月,李之纯又上《论边帅屡易疏》:“臣伏以西戎未附,边鄙用兵,守土之臣不宜屡易,必须假以岁月,况帅臣总握中权,指授规画,日久而后士心信服;料敌折冲,立威制胜,日久而后敌心知畏。未有岁月浅近,施设尚疏,而可立武也。近者庆、渭二帅,召还移替,皆为成资。若以护边有功,犹宜增秩以久任;若以备敌亡状,岂当免过而优迁?欲望精选才臣,付以阃外,应机制变,得以专行;明示三载考绩之限,非以功进,非以罪黜,更不先期除代。庶几边事整备,而戎人款服。”

李之纯赤心为国,忠于职事,深得朝廷重视。时御史董敦逸连上四状言,弹劾苏辙;黄庆基连上三状弹劾苏轼,言苏轼在任中书舍人时,所行制词,指斥先帝,诋毁朝廷;而苏辙以名器私赠友亲,相与表里以紊朝政。丞相吕大防、御史中丞李之纯等人于朝堂之上,言之凿凿,极力为二苏申辩,指责董敦逸、黄庆基挟私以害忠良。于是,经廷议斥董敦逸、黄庆基为湖北、福建转运判官。李之纯及御史杨畏、来之邵等人又言二人诬陷忠良,其责罚太轻。由是朝廷贬斥董敦逸知临江军,黄庆基知南康军。

因李之纯身患疾病,改任工部尚书。绍圣中,御史刘拯劾李之纯阿附苏辙,降职单州太守。旋卒,年75岁。留有奏议5卷,文集20卷。

因受“党祸”牵连,李之纯仕途多舛,曾被列入“后党”名单,屡受责难和破孩。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十二日,宋哲宗驾崩,宋徽宗赵佶继位,皇太后向氏垂帘听政,共同处分军国重事,先后召回并重用一批被贬逐的守旧派大臣担任朝廷要职,并追复已故的守旧派重要人物官职,被时人称为“小元祐”。范纯仁、李之纯、吕陶、杨畏、苏轼、苏辙等25人恢复职位,或调回内地。后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韩忠彦等人又奏言:“以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甄复,不有追复,孰慰幽魂?”于是,五月二十二日,下令给予已故的元祐党人文彦博吕大防司马光范祖禹、李之纯、高士英、孙升等33人,追认恢复官职与封号。

文史学俱有成就

李之纯在文学、史学等方面俱卓有成就。在北宋的文学革新中,他和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人一样,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他强调文章的内容重于形式,反对内容浮浅、单薄而又空泛,提倡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李之纯的各种体裁的文章,大都写得简洁明畅而又丰满生动。

李之纯因与后唐宰相李愚是隔朝的同乡,又有大体相同的经历,故作《真味堂》诗一首:

问渠真味苦作传,不着盐梅也自全。

鼋鼎大夫徒染指,曲车公子漫流涎。

胸中已有五千卷,徽外更听三两弦。

此区清馋何所嗜,宦途嚼蜡已有年。

李之纯一生交游甚广。与苏轼、苏辙昆仲及“苏门弟子”黄庭坚等人关系密切,多有诗词文赋唱酬。与冯山、沈遘元绛安国吕陶范祖禹等朝中重臣多有文字交。与理学家程颐等交厚,如祠部郎中、赠太师冯山的《安岳集》中,有赠李之纯宝文二首,对其为人为官赞誉甚高。

其一:

平生玉帐耻论兵,劝学儒风已自成。

惟有爱民常惨怛,况曾廉俗旧澄清。

直将经济为仁术,不假中和助政声。

从此回翔归柄用,更推忠厚福群生。

其二:

邂逅当年最见知,台光云雾阻重披。

忽闻颍上还朝日,正是漳滨养病时。

剑外江山愁别远,天边鸿鹄望归期。

西南遗爱情何限,千载羊公堕泪碑。

李之纯淳厚、博学,门徒甚广,著名学者王从之乃其一。他逝后,王从之以诗歌之、颂之,对尊师为人、为文、为官甚为感佩。

李之纯晚年曾回故里无棣祭奠祖灵,并建李氏书斋《真味堂》。清康熙六年《海丰县志》、民国十四年《无棣县志》及《山东通志》皆有载:真味堂在海丰县。抗战前夕,《真味堂》之匾额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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