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生于陕西南郑(今汉中市汉台区)。五岁起由母亲吴氏教读。六岁时随家迁南昌，仍由母亲教读。戊戌维新时，13岁的陆费逵受变法图强思想影响，自学新书和《时务报》。常与其父发生冲突。幸得其母支持，开始自学古文、史地和算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应他在南昌的日文教师、后到武昌任教的吕烈煌之邀前往江城。次年开办新学界书店，销售《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籍，并写成《-穆传》，借以抒发自己的反清思想。三十一年(1905)春，参与发起组织日知会，任评议会评议员，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同年辞去书店经理职务，任汉口《楚报》记者、主笔，因著文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楚报》被张之洞查封，陆费逵潜往上海，任昌明(出版)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发表《论设字母学堂》等改良文字的文章。他参与发起成立上海书业商会，任评议员兼书记。三十二年(1906)冬进文明书局，襄助经理办事并任员，兼任文明小学校校长，同时主编上海书业商会办的《图书日报》。三十三年(1907)春，陆费逵在《南方报》发表文章，批评清政府图书局编印的初小国文、修身等教科书不合儿童心理，遂下决心自编初等小学教科书。这套包括国文、算术、修身课的新编教科书于次年由文明书局出齐，在教育界很有影响。三十四年(1908)秋应聘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员。
次年春升任出版部部长兼交通部部长和师范讲义社主任，创办并主持我国第一个教育专业刊物《教育杂志》笔政，曾多次撰文宣传“教育得道，则其国昌盛”的思想，并倡议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提出统一语音、简化汉字、采用俗体字等重要意见。清宣统三年(1911)中国教育会在北京成立，陆为之起草章程，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者并重。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预料革命定能成功，教科书亦应有大改革。于是，他与友人戴克敦、陈寅、沈颐、沈季方等决定另创办新的书局，加紧编写教科书。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在上海正式成立。
中华书局创办时，资本共2.5万元，员及办事员十余人，陆费逵任局长、法人代表，主持全盘业务；戴、陈分任长和事务长。他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和商务印书馆展开竞争，新出版的“中华小学教科书”、“中华中学教科书”风行全国。1913年，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局，仍由陆费逵任局长，沈知方为副局长，计划增资100万元，并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与当地绅商协议，合资设立中华书局分局。他还亲自前往日本考察出版、印刷业务，回国后大力加强管理，改进营业。从此，中华书局的营业更加蒸蒸日上，股金连年增加。1914年，中华书局又在福州、成都、昆明等地增设分局，并出版《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和《中华妇女界》等刊物。同时还自办印刷所，添购机器，新设总厂，增加发行所。到1916年，分局增至40余处，印刷所拥有大小机器数百台，职工千余名；1917年股金增至160万元，成为国内第二家华商大书局。为此，陆费逵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曾说：“我在民国元年本局刚开办的时候，忙得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当时一面办事，一面啃冷面包。”
中华书局因扩大太快，以致现金周转不灵，1917年6月几至停业。这时，又有人雪上加霜，控告陆费逵挪用资金。陆费逵曾被关进牢房。后经法院判决，把中华书局印刷厂机器抵押给信业银行，使总厂关门，才被释放。出狱后，中华书局拟与商务印书馆合并，因条件太苛未成。当时，有人请陆费逵去教育部工作，也有人请他出任《新闻报》主笔，他都未应允，决心把中华书局办下去。嗣后，经多方投资，中华书局董事局改组，陆费逵辞去董事局局长职务，以司理名义处理业务，他仍然尽职尽责。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经过扩充设备，营业重获发展，并由局长负责制改为总经理负责制，陆费逵被董事会聘为总经理，后又兼所所长，1922年又兼任中华书局同人进德会会长、中华书局同人储蓄寿险团团长。此间，中华书局在他的主持下创办了《解放与改造》《中华英文周报》和《中华书商月报》等，出版了“新教育国语教科书”等，在常德、衡阳、九江、芜湖、徐州、青岛、张家口及兰州等地增设分局，资本增至200万元；1927年又在香港增设了分局，规模更大。
陆费逵在主持中华书局时，不仅重视出版书刊的经营利润，更重视出版人的道德修养。他曾撰文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出版人“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籍，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收获的利益，定非浅鲜；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是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杀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中华书局自创办至此20余年，虽屡经挫折，但都危而复安，且不断发展壮大，陆费逵这种正确的出版观，是起了决定作用的。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陆曾希图在这个政权的庇护下，大力发展中华书局。为了依靠实业部部长孔祥熙，陆推举孔为中华书局董事长。然而，孔并没有给中华书局带来多少“庇护”。要发展，还得靠自己的努力。1932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扩充印刷所，大规模承印国民政府有价证券及小额钞票。时商务印书馆在上海“一·二八”的战火中遭受重大损失。中华书局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业务更加发展，年营业额达400万元。1936年中华书局又在香港设立印刷分厂。同年，陆费逵担任了中华书局的董事长。1937年春，中华书局的职工已达3000余人，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年营业额约1000万元。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陆费逵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的谈话会。不久，“八一三”事变爆发，他深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多次撰文主张一致对外，长期抗战。他曾赴书业公会开会，决定中华书局认救国捐5万元。9月，中华书局上海总局和所停业，陆决定将大部分职工遣散，把部分机器运至内地，将总局迁往昆明。同时将局属保安实业公司迁往香港，加强国防用具生产。11月，陆离沪赴港，主持香港分局及南方各分局营业事宜，出版各种进步书籍，供应抗战后方。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后，他连任第一、第二届国民参政员。
陆费逵经营中华书局三十余年，先后出版了竹简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等颇有影响的著作，重印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著作，总计出版各种书籍近两万种，对中国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中华书局的日益发展，他的声誉日著，成为中国出版界的巨擘。不仅如此，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十分重视，一贯主张教育救国。1921年前后，他参加国语推行会，创办国语专科学校，印行国语课本；1929年，他在上海新办中华教育用具厂，制造教学仪器；1940年4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上，提出了《改良国语教育案》，提议将小学国语科分为读本、会话、作文、习字四组，受到与会者的赞同，并经大会一致通过。在他的著作中，有关教育的有《教育文存》五卷和《世界之教育》《青年教育杂谈》《国民修养杂谈》以及教科书50余种。1941年7月9日，陆费逵逝世于香港九龙寓所。同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