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建辉，1963年3月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二十七团马场。父亲是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第一批开垦者，为开发和建设新疆，贡献了青春和大半生的心血。
1970年，卢建辉入小学读书，他爱学习、守纪律，善于思考，学习成绩优异，从三年级开始当班长，直到小学毕业。他关心集体，热爱劳动，有互助精神，很受老师、同学的喜爱。
1981年10月，卢建辉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入伍后，分配到武警阿克陶县边防布仑口边防派出所。布仑口，汉语意为大风口，这里海拔3700米，高寒缺氧，日照强烈。战士们称这里是“山高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空气吃不饱，四季穿皮袄”的地方。长年驻守在山上，看不到鲜花绿树，听不到鸟语兽喧，只有冰山雪峰相伴。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执勤任务非常繁重。但卢建辉未被艰苦环境所吓倒，安心边防，积极工作，刻苦训练，模范地完成各项任务，受到大家的好评。后来，他被调往炊事班，又全身心地扑在为部队改善伙食上，三年没有下过一次山，没回过一次县城。由于他表现突出，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1984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时，他激动得流下眼泪，并暗自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的事业，献给祖国的边防。
1984年6月，由于工作需要，边境一线需要业务骨干，组织上安排他下责任区工作。那里自然条件艰苦不说，任务艰巨，还要和牧民同吃、同住，共同负担设伏、放哨、执勤任务。卢建辉不仅克服了生活和语言上的障碍，还和牧民交上了朋友，胜利完成了三个月的执勤任务，受到上级表扬。由于他的突出表现，服役期满后，上级决定他继续留队，代理司务长职务。
布仑口派出所驻地离县城280公里，山道崎岖难行，险象环生。中间一段80公里的河滩路，11个大河滩，30多道弯，斗大的石头一个挨一个，汽车走在上面，就如大海中的一叶小舟，颠簸不定，在这样的条件下，别说吃蔬菜，铁筒罐头到了山上都要变形。所以山上常年没菜吃，40多人，经常吃咸菜、辣子面、罐头。卢建辉当了司务长，总想给大家把伙食改善好，多次下山去拉菜，但由于道路难行，大半成了糊糊，勉强拉到山上一些，也是扔的多，吃的少。许多人劝他：“建辉，咱山上就是这条件，我们都认了!你也别再为大家白费苦心了。”但是，卢建辉想到大家的健康，想到自己的责任，还是不死心，一次次地下山搞菜。没有汽车拉，他就买几麻袋菜运到上山的路口，等便车往山上捎。有时等上五六个小时，没有一辆上山汽车，或者好不容易盼来一趟车，司机把油门一加过去了，还得再等。他又累又饿又急，但总是不灰心。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伙食总算有了一点改善。随后，他又想给大家搞点瓜果吃。有一次，他克服了好多困难拉了一车西瓜，车到布仑口，战士们兴高采烈，围个水泄不通，战士们打开一个，“哗啦”一包水，流掉了，再一模，个个软溜溜，大家看着这名扬四海的新疆西瓜，哭笑不得。但是大家深刻理解司务长的一片真情，争先恐后地打开喝了一通西瓜水。有的战士把这坏西瓜放在阴凉处存起来，吃时风趣地说“这西瓜水比冰镇可乐还棒呢!”
布仑口边防派出所有17匹战马，每年要吃草十几万斤。在卢建辉任司务长期间，那些干草都是他一斤一斤地从远处牧民中收购来的。每当夏尽秋来，卢建辉就扛着秤搭车出发了。牧民们在草原放牧，是逐水草而迁徙，整个草原，星罗棋布，炊烟袅袅，鸟语花香。卢建辉无心欣赏大草原的风光，他要挨户收购牧民们割晒的干草。有时一天要跑几十里地，一捆捆过秤，一堆堆集中，到了晚上，就在草窝中扒一个坑，露宿草原。饿了啃个干馍，渴了喝几口凉水，夜晚还要抵御塔什库尔干草原上的寒风。他常常夜晚躺在草堆上，看着天穹的星斗出神，他也想过家，想过父母、妻子，但想得更多的是他的战友、战马和保卫祖国的重任。每年一两个月时间就在这种艰苦中度过。但他从没有叫过一句苦，一声累，当他拉完最后一车马草返回山上时，战友们看到他那憔悴的面容都心里发酸：脸上黑紫脱皮，嘴唇干裂出血，浑身脏如泥人。但他总是和过去一样乐观、自信，充满勃勃生气，从不讲自己经历的辛苦。
1986年秋卢建辉调任大队出纳，后又担任会计。身为财会人员，多年来，经手金钱不下百万，但他廉洁奉公，克勤克俭，一身正气，从不沾一分一厘。他的一位同乡战友探家，未经领导批准想私下在账上借200元钱，遭到他的拒绝。1989年3月在检查财务时，他发现一位战友在司务长任内，为了筹办结婚，多吃多占，-公款。他不徇私情，立即向党委作了汇报。结果查证落实其-公款近2000元，不仅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还挽救了那位同志，教育了大家。他不仅对战友讲原则，一身正气，对自己也要求极严。他妻子两次来队探亲，按规定可以派车去接，只掏汽油钱，但他坚持不用公车，两次都是坐班车去喀什接人。他担任司务长、出纳、会计六年时间，账目清清楚楚，无一分差错。
卢建辉把全部身心投入祖国的边防事业，是一个公而忘私的铁血军人。他的家庭困难，是武警大队干部战士中最突出的一个。爱人王春花，是一个临时工，一个带着襁褓中的幼子，没有自己的房子，常常住在朋友家，其父1987年去世，母亲长期患精神0症，全靠她一人照料。卢建辉家，父母年迈，哥哥患小儿麻痹后遗症，困难重重。这一切都装在他心中。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边防军人，祖国的边防巩固，人民的幸福安宁，是他最大利益之所在。他常说：“事业是个天平，私的砝码放重，公的砝码就轻。作为一个为边防事业献身的人，必须要把公的砝码放重、再放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九年来，他从未向组织叫过苦，也未为家事分过心，一心扑在边防事业上。但是，他并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他把内心的负疚，用那首《军人的爱》的小诗向理解自己的妻子真情地做了表白。爱就会有牺牲。为了爱，他可以牺牲家庭幸福，为了爱，他也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卢建辉的笔记本上，有一首献给他妻子的小诗：
军人的妻子只有半个男人，
军人的孩子只有半个父亲；
军人是一只和平鸽，
在她睁开眼睛时飞走了，
从此她的心中就只有半轮月亮。
开始懂事的孩子，
掰下她的一半忧伤品尝；
她只好含着泪说，
他爸爸就在那看不见的半轮月亮上。
这首短短的诗，寄托着卢建辉对妻子的深深的爱恋与内疚。作为丈夫，他不能给妻子以更多的爱抚与关怀；作为父亲，面对只有1岁零4个月的孩子，他也觉得有许多愧对他的地方。这一切，只是因为自己是个军人。军人自有军人的爱。这种爱不是花前月下的私语，也不是黄昏小径上的缠绵；而是像高原一样宽广，冰山一样深沉，长风千里般地酣畅淋漓。作为一名军人——共和国的边陲卫士，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各族人民的安宁，卢建辉把自己的爱，无私地献给了边防，献给了帕米尔高原上的人们。在妻子的梦中，他就像那只鸽子，飞走了；但在人们的心中，他又带着军人的风采飞回来了，并且永远不再离去，永远翱翔在人们的心中。
正因为卢建辉有这样境界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因而在工作中他多次受到部队嘉奖，并被评为优秀党员。
1990年4月5日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武装-，23时许，卢建辉随阿克陶县边防大队副教导员王景平、战友郭学文等，告别了县、州指挥部领导，乘坐一辆北京212八座车，前往巴仁乡维持秩序。
不料，当他们行至离巴仁乡15公里的红桥时，遭到伪装成公安干警的暴徒的阻截。接着，百余名暴徒蜂拥而至，用木棒、刀子、利斧和砍砍子等凶器，袭击他们。卢建辉面对恶狼似的暴徒，毫无惧色，大义凛然，英勇搏斗，奋力突围。他本可以掏出手枪自卫，但是，一向热爱人民的卢建辉等，因在夜幕中，分不清哪是暴徒，哪是被裹胁的群众，怕误伤了群众，一弹未发，只能赤手招架、搏斗、突围。卢建辉身躯高大，军事技术娴熟，此刻他怒火满腔，势不可挡，如一头愤怒的狮子，冲出包围，从红桥的右前方跑下了河堤。但是，这时他突然发现，副教导员和其他两位战友还被暴徒团团围住，无法脱身。为了战友的安全，他毅然决定返回桥上，解救危难中的战友。他迅速爬上河岸，奋不顾身地向桥上暴徒冲去。但是狼群般的暴徒们已经挡住了他的去路，把整个红桥围得水泄不通。他奋力搏斗未能突破重围。这时一大群暴徒疯狂地嘶喊着：“杀死这个大个子”、“杀死他”!一大群暴徒恶狠狠地向他扑来，刀斧齐下。卢建辉身上连中数刀。他只得且战且腿，鲜血染红了桥面和他的脚印。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武装暴徒们残酷杀害。他身上被捅10余刀，脖子几乎被暴徒用长刀砍断，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几乎无法辨认，以致在整理卢建辉烈士的遗体时，用棉花将脖子塞住，缝了100余针，才把头勉强扶直，暴徒们的凶残令人发指。
卢建辉为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至死一弹未发，壮烈捐躯，展现了一个现代军人的风采。他的死，比泰山还重；他的名字犹如巍巍昆仑一样，永留人间。
为表彰他的功绩，中国人民武装 总部发布命令，授予他“边陲卫士”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