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介，名汝显，字介庵。1909年出生于云南省洱源县凤羽街一户贫苦的白族农民家庭，6岁时父母相继病故，不久弟弟又夭逝，接踵而来的不幸，使他成了孤儿。幸好三婶是位明事理的好心人，把他收留抚养，7岁时送他上私塾，三年后转入凤翔两级小学校读书。施介虽是个涉世不深的少年，但他知道求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格外用 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25年，16岁的施介以优等生毕业。
施介毕业时，正是云南地方军阀战乱时期，灾祸连年，兵荒马乱，搅得社会不安，民无安宁之日，三婶也无力再供他到百里之外的大理读书，只好劝他辍学。已接受了几年文化教育的施介，此时对知识的兴味正浓，舍不得放下书本。他一边在家帮助耕耘、放牧，一边抽空自学。农闲时，他或帮人做工，或搭伙赶牲口到乔后井驮盐巴挣点“驮脚”钱，两年的时间他积攒了点钱，1927年秋，他偷偷地和马曜、马锦等同学去省立大理第二师范报考，直到出榜被录取才回家告之三婶，三婶被他求学心切的行为所感动，只好忍痛让小学毕业的亲儿子施汝成在家放牧，节衣缩食供施介读书。
施介在省立大理第二师范学校学习，视野大开，一切都感到新鲜，他一方面刻苦求知，努力吸收新文化、新知识，一方面在新知识的熏陶下，接受革命意识的启蒙，提高了思想觉悟，进而积极投身进步活动。并毅然在1928年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心把一切献给革命事业。
1930年，施介从省立大理第二师范毕业，考入省立昆明第一师范高级部。在学校里，他除认真学习外，课余时间阅读《大公报》、《生活周刊》等刊登揭露黑暗统治的文章，还阅读《新青年》、《创造》一类进步刊物，这些传播进步思想的媒介伴随施介踏上人生旅程，他从中了解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1930年8月以后，国民党云南当局-活动甚嚣尘上，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年底，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就是在敌人磨刀霍霍声中，施介没有被吓倒，他组织旅省同乡会，创办《洱源》刊物，写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卑鄙伎俩。
1932年冬，省立昆明第一师范学生为反对校方克扣学生伙食费等，掀起了全校性--，施介、柴以楷等学生发动和领导了这次-。施介还执笔起草了上 书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和教育厅的呈文，呈文严正地对旧教育制度及校方弊端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控诉，对保证学生正当权益提出了合理要求。省教育厅几次施展软硬兼施手段，妄图使-斗争半途而废。施介他们及时揭露对方阴谋，号召同学们团结斗争，当局束手无策，-撤换了校长杨天理，哄骗学生复课，风波平息后，当局立刻撕去伪装，开除了施介等十位为首的学生。施介在这次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受到了教育，更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他想通过合理斗争求得民主权利的梦幻被打碎了。
施介-离开学校，失去了衣食之源和避风避雨之所，在举目无亲的远乡，生活上的种种困难相继袭来，他面临人生的抉择。他和李崧荫从国民党政府报上得知苏区红军反“围剿”的消息，决心去寻找中共党组织。1933年初，他俩踏上了寻求光明与希望之路，几经周折到了南京，两人皆囊空如洗。李崧荫经人介绍，到安徽省六安第三行署当职员，施介则被推荐入国民党中央炮兵第五团当准尉习书。
过了不久，李崧荫因政治面目暴露被捕入狱，遭摧残患了精神病。施介得消息后设法将他营救出来，送进苏州福音医院治疗。并通知其胞弟前来相商救治事宜。在其弟赶来时，施介已随部队开赴江西去了。一年后，施介所在部队返回南京，他趁去留自便的机会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又到医院照料李崧荫，随后又将李崧荫送回云南罗茨家中。施介对朋友的挚情，感动了李的亲戚和其他人。
1935年，施介又回到昆明，经马曜父亲马初东的帮助，施介又到开远执教，他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工作上，并重新点燃滇南革命斗争之火。
施介在开远县立中学任二班班主任，他认真教学，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成绩进步很快，对他加倍爱戴和尊敬。施介除了教学生文化知识外，还注意对他们进行思想启发和人生观教育，还给他们讲理想，讲人生追求，在施介的诱导下，学生们的觉悟逐步提高。后来，他便在王锡全、何维民等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等情况，给他们传阅《共产党宣言》，使他们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为他们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7年七七卢沟桥的枪声，点燃了全国军民团结抗日的烽火，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开远县立中学进步师生也投入抗日救国洪流。为响应中共云南省地下党领导的“云南省学生抗敌后援会”的号召，施介倡导成立了“开远中学学生抗敌后援会”，亲自起草了《告开远父老书》。并积极开展宣传、募捐活动。赢得了开远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唤起民众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使邻县深受影响，蒙自、建水等县随后成立了“学生抗敌后援会”，并派人到开远索要《告开远父老书》作参考。
正当开远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开远当局的恐慌和仇恨，在他们想争取“学生抗敌后援会”领导权阴谋败露后，便恼羞成怒，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多人闯进县立中学给师生“训话”。叫嚷要取缔后援会等。施介怒火中烧，忍无可忍，冲上台阶反驳道：“日寇凶残，要亡我国，灭我民族，共赴国难，何罪之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难道说学生爱国有罪?凡有热血的中华儿女是不愿当-奴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那伙人无言对答，气势一扫而光，灰溜溜地走了。
1937年11月，滇越铁路滇段员工为反对法国铁路资方裁员减薪，举行了大-，施介和刘林元等领导了开远铁路工人的-。他还深入民众发动 、学生-、声援铁路工人，在各界的支持下，使法国殖民统治者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
1938年1月，施介动员了一批有志革命的师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和刘林元率王锡全等人第一批先行，2月初到昆明。他们长途跋涉，历尽艰辛，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五大队学习。十多天后，施介和刘林元经中央组织部审查，接转了组织关系，施介先后介绍了王锡林、陈开明、朱家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施介“抗大”毕业，调中央组织部总务处当处长，后被选送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1940年，施介调任陕北公学教育处副处长；1941年调延安大学，任党总支书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初期，他担任该校整风运动组织负责人。
日本投降后，为粉碎蒋介石欲独吞胜利果实的阴谋，党中央派出两万名干部和十多万大军进军东北，开辟和建立东北根据地。施介和战友们又到达辽西煤城阜新，任阜新地委组织部长。他亲自带领干部、战士到被战火洗劫过的阜新矿区，组织工人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匪，清汉奸恶霸，组织农民武装，建立政权，发展党的组织。
1946年2月，阜新地委机关移至通辽接管通鲁工委，成立通辽县委，施介任县委组织部长兼通辽县委书记。4月29日，哲里木地委建立，他又任地委组织部长兼通辽县委书记。他率干部深入边远地区，组织群众武装，清匪反霸，恢复生产，建立党组织和农村基层政权，使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在广大草原扎下了根。10月，国民党军进占通辽，地委机关撤至舍伯吐一带打游击，为适应战争形势，地委、盟政府和通辽、开鲁两县机关干部及警卫部队组建成“长江骑兵团”，施介任团政治部主任。骑兵团与蒙汉联军并肩战斗，与敌人斗争。1947年2月，因强敌压境，地区缩小，地委改为工委，施介任工委组织部长。
施介从哲盟是蒙古族聚居地区的实际出发，忠实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认真做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教育工作，对分化瓦解土匪武装，争取群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于施介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生活条件恶劣，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但仍乐观自信地埋头工作。作战时冲锋在前，撤退时掩护在后，工作专捡重担挑；与战士同甘苦、共患难，每到一地，首先想到的是战士，炕让给他人住，马让给伤员骑。
1947年初春，他带病率部队夜袭通辽益庆河的土匪武装，塞外的早春，冰封雪裹，冷风刺骨，受寒风刺激，他咳嗽不止，为忍痛，他把马缰绳咬在嘴里，前胸顶在马鞍上，他同病魔斗争的顽强精神鼓舞了干部战士们的斗志，部队按时到达目的地，围歼了土匪武装。
施介崇尚淡泊，生活上一尘不染，与大家一同就餐，从不特殊，即使病重期间，组织上照顾他点鸡蛋细粮，他都婉言谢绝，让给了伤员。有时遇上连续行军或作战，他总是拖着久病虚弱之躯，每到驻地，顾不上休息，又是了解情况，又是布置任务，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由于他长期超负荷工作，劳累过度，肺病急发。同志们劝他休息，动员他治疗，他不肯，一心只扑在工作上，直到1947年8月，他行动已困难，马也不能骑，辽吉省委领导知道后，才下令让他立即动身到白城住院治疗。经医生诊断：施介不仅患严重肺病，还并发结核性脑膜炎，虽经医院全力抢救，病情仍不断恶化，于1947年9月18日病逝，时年38岁。
施介病逝后，中共吉林省白城市地区政府在革命烈士陵园为其树碑纪念。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辽吉省书记陶铸和省委组织部曾固题写的碑文为：“我们最好的同志为工作而停止了最后的呼吸，施介同志长眠之所。”
为纪念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施介烈士，哲里木盟地委、政府所在地的一些机关、学校、厂矿等，都用施介命名，直到1986年秋，用施介命名的单位还有19个。
(大理州民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