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良（1853—1917），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他为官三十七年，以正直清廉、勤政务实而著称，是晚清时代一位政绩颇佳，贡献较大的历史人物。
他早期在山西任职二十年，以廉洁、仁爱、为官认真著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进逼京师地区，锡良受命率部北上保卫京师，后知慈禧、光绪一行逃往长安，便改去山西太原前往护驾，被光绪帝任命为山西巡抚，防守后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热河任上短短的半年时间里，积极整顿吏治、财务、兴办矿业、开垦荒地、整顿巡防等事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调任四川总督，在四川积极推行“新政”。 宣统元年（1909年）2月，奉命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的事务。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任热河都统的锡良即告病休养。在卧病的六年当中，锡良始终拒绝医治和服药，于1917年病逝，终年六十六岁，赐谥“文诚”。
早期仕途
锡良的仕途是从任山西知县开始的，之后又历任直隶州的知州、候补知府等职。他在山西任职二十年，以廉洁、仁爱、为官认真、作风朴实而受到山西百姓的爱戴与感激。
光绪二十年（1894年），锡良调任山东烟台，总理行营营务处，恰逢当地发生“大刀会起义”，便率清军予以镇压，此后连续升迁至湖南布政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起义进逼京、津，锡良受命率部北上保卫京师，后得知慈禧、光绪一行逃往西安，便改道奔山西太原护驾，被光绪帝任命为山西巡抚，防守后路。他积极布防，严令广大将士坚决抵抗，多次挫败了侵军对山西进犯的企图。 但他的主战思想自然遭到朝廷议和派的非议，不久，锡良便被撤职，后经人举荐复被任命为河道总督。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2月，锡良署理河南巡抚，兼管河工事务。这期间，他积极整顿吏治：河南的官员因为贪狡而被降职、调离；因为勤政而被奖励提拔，积极性被大大地调动了起来，河南一度“政纪肃然”起来。 他还在办好豫丰公司、福公司的基础上又开办了豫南公司，以便开采河南南部矿产，更好的兴办豫省铁路矿局。他还竭力从外省引进人才，并在原开封游击署衙的基础上创建了河南大学堂，还聘请德才兼备的人才担任学校的总管与教习等职务。
任职热河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锡良拟调任热河都统，南阳外国主教安西满得知此事后，发电给湖北督抚张之洞、端方，让他们加以挽留，张、端二人竟转电清廷军机处和外务部。锡良得知后，认为此举不妥，遂不顾个人得失，向清廷上折陈明其中的利害关系，并强调中国官员的任命如果受到一个外国人的左右，则无疑是国之屈辱的道理。光绪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锡良于是带病北上赴任。
在热河任上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锡良积极整顿吏治、财务、兴办矿业、开垦荒地、整顿巡防，并兴办育才、开发民智，为改变热河地广官少，难以管理的状况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西南政绩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开始在四川积极推行清廷所提倡的“新政”，他不仅在当地设立各种学堂，还派大批学生赴日、美、法等国学习。在四川任职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争夺路矿权事件。当时外国侵略者认识到“铁路所到之地，即势力所及之地”的道理，疯狂争夺我国的筑路权和开矿权，而清廷也似有支持之意。锡良为了保住国家的主权不受外寇染指，在这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力主自办，他不仅反复上折强调其中的利害关系，而且还在数年内积极筹措股款达千万以上，在四川民众的努力支持与不懈斗争下，锡良最终取得了川汉铁路修筑的自主权，粉碎了外国侵略者妄图借助铁路在我国延伸势力的美梦。
光绪三十年（1904年），锡良开始在西藏巴塘地区进行拓民垦荒。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派员平息了由上层-和土司势力挑起的“巴塘事件”。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3月，锡良奉旨调任云贵总督。在两年的任职期间，他针对当地地理位置虽然险要但当地守备军纪涣散、疏于训练等弊病以及教育落后、财政拮据、外交棘手等情况进行了大力的整顿，他重点抓了整顿吏治、兴办学校、整顿军备、修筑铁路、禁止鸦片等工作，并且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锡良奉命亲自督师前往镇压，起义军最终因粮食子弹缺乏而遭到了失败。
管理东北
宣统元年（1909年）2月，锡良被授为钦差大臣，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的事务，兼任热河都统。他一上任就亲自进行考查，目睹了当地利权外溢、财政艰窘的困境。为挽救日益危急的局面，锡良多次上疏朝廷，提出了以开设银行、移民、设治、分防、通道等内容为主的解决东三省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方案。
不仅如此，锡良还意识到当时的东三省由于不能掌握铁路扩展利权而受到日俄侵略者的挟制，这就意味着东三省的实权实际上已经被外寇所控制。这是关乎国家主权的大事，锡良于是向清廷提出了向美国借款的建议，这样做既解决了清廷无力支付修路巨款的问题，又在势力上牵制了日俄的嚣张，可谓“一举两得”。然而，由于清廷的腐败导致机密被泄，此举最终未得以实施，锡良为此忧愤交加，多次旧病复发。日俄战争后，腐朽的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迅速地衰败下去。锡良深知局势已定，此时再多的辛勤努力和实干也无法阻挡封建政权的灭亡了。
宣统二年（1910年），中俄边境发生鼠疫，很快就蔓延到了东三省。为防止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而入境滋事，锡良坚持拒绝他们插手，而是自己部署力量全力投入到灭鼠疫的活动中，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遏止了鼠疫的蔓延。消息传出，十一个国家派医生到沈阳考察，并且在沈阳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由锡良主持，大家对锡良防治鼠疫的功劳和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锡良在任，严吏治，肃军制，清理财政，整顿盐务，筹办八旗生计，成绩十分突出。但是，他目睹内忧外患日危一日，而他为东北边防所作的策划，大都不能实施，而朝政日渐败坏，民心日渐离散，又无法挽回，就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宣统三年（1911年）6月，朝廷才允许他离职修养，其职务由赵尔巽接任。
清亡之后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召见锡良询问应对方略。朝廷的意思本来是让锡良担任山陕总督，但是由于一些人的反对，改任热河都统。他带病到任不久，宣统帝宣告逊位，锡良即告病休养。
在卧病的六年当中，锡良始终拒绝医治和服药，终于1917年病逝，终年六十六岁，赐谥“文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