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荣禄，1957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76年，于荣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历任排长、副指导员、宣传干事、股长、教导员、新闻干事等，少校军衔。
1977年春天，献身新闻事业的种子，便在刚入伍不久的于荣禄身上萌芽。他捏着笔给报纸写“萝卜条”、“豆腐块”，与笔纸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全师干部中第一个拿到了自修大学的文凭，成了小有名气的“笔杆子”。
1987年春天，于荣禄在某团发现了开展官兵关系大讨论，促进官兵团结的新闻线索，解放军报要当面听情况介绍。时间太紧了，他只买到一张无座号的火车票，硬是从沈阳一夜站到北京。第二天，他把情况汇报后，受领了宣传任务。这下，他比来时更急了，径直跑到车站售票处“堵”退票。正巧，有人要退第二天的卧铺。只差这么一天!可于荣禄竟然没要。他挤到售票口买下了当晚的无座号车票，又从北京一夜站回沈阳。很快，这个团开展官兵情大讨论的系列报道陆续在多家报台宣传，引起各方面的广泛重视。
1987年，于荣禄从某师调到集团军任报道组长。当时，这个集团军的新闻工作处于“低谷”，受到军区-的批评，受命于艰难之际的于荣禄，食不香，睡难眠。但他没有退缩，知难而进，奋起于后进之时。那一年，他精心运筹，重建队伍，跑遍了集团军所有团级单位，做了大量艰苦的组织通联工作，那一年，他甘当无名英雄，不辞辛劳地为部队通讯员改写了数百篇稿件，却未署上自己的名字；那一年，他废寝忘食，经常为写稿加班到深夜，在办公室里和衣而眠；没休一个完善的假期，过一个轻松的节日。在他和同志的辛勤努力下，集团军新闻工作于当年年底跨入军区先进单位行列。从此，战友和同行送给于荣禄一个雅号：新闻战线上的“拼命三郎”。
于荣禄认为，作为党和军队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有宏观思想、清醒头脑，当忧当晓大事，敢言敢呼民声。他始终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中汲取营养，洞察社会，分析事物，抓出了众多典型报道，写出许多重头新闻。1989年初，他到某团采访党委廉政建设情况。他深入调查分析，从执政党党风和党群关系上把握材料，提出改革时期十分需要重新光大党与群众同甘共苦优良传统，尤其是发扬共苦精神的报道思想，写出《信任，从这里产生》的通讯，刊发后受到了好评。
于荣禄任新闻干事七年来，辛勤笔耕，在各级报刊、电台发表稿件400余篇，许多作品在军区受奖，有一篇被评为1988年全国新闻言论二等奖，他本人获得军区“最佳报道组长”和《前进报》“最佳报道组织者”的荣誉。
作为共和国军人，于荣禄和许许多军人一样，面对分居两地的家庭困难，默默奉献出军人特有的精神品质。
于荣禄是1986年结婚的，妻子怀孕临产前，领导多次催他回去，可他不。直到抓到手一批稿子，他才如释重负地请假回去。就在他回家的当天晚上，女儿就呱呱落地了。连续的奔波，紧张的操劳，妻子刚坐月子四五天，他却病倒在了床上。工厂同事来看望，竟是妻子小庞下地接待。同事们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到底是谁坐月子呵!”即使这样，于荣禄只住了一星期就走了。他心中充满内疚地对妻子说：“我就侍候你这几天，行吗?”正因为这样，于荣禄对妻子的爱中还包含着无限的歉意。每次回家，他都拚命地做家务补偿。1989年“五一”节，妻子单位到棋盘山风景区旅游。一大早，于荣禄把妻子、女儿送到厂里，自己怎么也不肯去。原来，他在家洗了一天衣服，干了一天活儿。晚上，他高兴地接回妻子说：“今天，我过了一个真正的劳动节。我愿意总这样过节……”
女儿于恬，从出生到两周岁来，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一次，女儿得了肺炎，于荣禄下部队采访没赶回来，气得妻子在他回来时一天没理他。于荣禄难过极了，他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给女儿弥补父爱。好几回，在工厂幼儿园，人们看到，在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中间，坐着一个“大胖子军官”。只见他拍着手，歪着头，为孩子们唱歌。
于荣禄的家——沈阳市铁西区一栋破旧楼房中八平方米多点的一间小屋。那小屋是用木板在楼房过道里间壁成的。外面一条黑洞洞且又坑洼不平的走廊，屋里除了床、桌、炊具，仅余下三四个人站立。1988年春节，有两位战友到他家拜年。客人进屋坐到床边，他两口子就只能站在地上了。即使这样一间小屋，还是工厂照顾军人家属才分到的。
人皆血肉之躯，于荣禄何尝不想家庭团聚，何尝不愿安居乐业?他曾动过调回沈阳工作的念头。事实上，许多大机关看中了他，像沈阳军区干部部、沈后政治部、沈空宣传科，都打算调他。对此，于荣禄想得更深、更远。他曾推心置腹地和领导讲：“部队培养了我，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走。个人的事可以往后放放。另外，部队是干新闻事业的大天地，我愿意在这里多有作为。”
这就是于荣禄在妻子、孩子、房子、位子面前做出的抉择。
1989年5月29日，于荣禄奉命从部队原驻地赶到北京郊区-部队某部前指。6月3日下午，在执行任务时，他不幸牺牲。
某集团军报请上级授予他“献身新闻事业的优秀干部”荣誉称号。
共和国史册上，将永远刻印着他的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