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涵，字复源，乳名学成，名润如，笔名惠波、大涛，1918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长宁县开佛乡一个地主家庭。弟兄六人，余文涵居长。
余文涵儿时由母亲罗氏教识字，读小学时即显露出超常的天赋。在一个大雪冬夜，师生围炉烤火，校长问有何感想，余文涵沉吟片刻即抢先口诵四句：纷纷风雨雪花飞，弟子从师把火围，促膝相谈情洽洽，不闻更漏已三催。师生们拍手称好。
1932年余文涵入成都南薰中学，时值日本侵略中国，他发动同学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5年入成都协进中学高中班，1937年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星芒社”，在秘密联络站“星芒书站”当店员，次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6月，党派余文涵到四川省工委短期培训班学习，结业后由泸县中心县委派往二十三兵工厂搞 。次年8月调川东达县，任中共达县特支书记，以教书为掩护，组织业余剧团宣传抗日。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梁大中心县委遭破坏，余文涵调重庆接受新任务，因形势紧张南方局转移，余文涵没有联系上而-回到家乡长宁隐蔽。
1943年秋，余文涵第三次到重庆终于与南方局取得联系，党派他回长宁县搞两面政权和-工作，以迎接全国革命0的到来。次年，余文涵通过舅父罗阜北(国民党长宁县党部书记长)的关系，任县党部《长宁周报》的、记者，后又任县党部干事。从此，余文涵利用合法身份既得以知道国民党内部机密，又可与基层加强联系，开展合法斗争和积蓄革命力量。余文涵利用《长宁周报》撰文打击最顽固分子，揭露长宁“卢、梁”两派明争暗斗的丑闻，又抨击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他利用特殊身份发动了全县声势最大的一次城北盐井工人 县政府封闭盐井的-活动，迫使县政府收回封井令。由于《长宁周报》办得过于红火，加之余文涵的活动已引起军统、中统的怀疑，并已把余文涵等五名共产党员作为“奸党分子”上报泸州警备司令部。党组织将五名党员立即转移，余文涵去泸南中学教书，仍秘密开展活动。
为了配合解放区正面作战，加快解放全中国的步伐，川东临委从泸南中学调余文涵回长宁组建庆南长边委，在敌占区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11月，边委正式成立，余文涵任书记。
边委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在广大农村开展“三抓(抓建党、抓政权、抓武装)”“四抗(抗丁、抗粮、抗债、抗税)”，重点是在庆南长三县交界的汉王山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武装队伍，维护地方稳定，迎接川南解放的到来。
在庆南长三县交界的汉王山地区，边委组建了一支有200余人枪的武装队伍。同时，组建了三个中心支部13个党支部，在珙县巡场组建了一个直属党小组，共有党员500余人，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积极开展“三抓四抗”斗争。
古河镇是长宁通往江安的水陆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党组织直接掌管了镇警备班100余人枪和县 局陈松山分队27名武装人员。在安南乡建立党小组，控制了乡丁班的人枪。珙县巡场党小组掌握了县 局驻巡场中队的100余人枪。边委还利用国民党欺骗群众的“二五减租”政策，组织佃农进行抗租斗争，减少和延迟了国民党筹集军粮的数量和时间，为争取长宁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1949年夏，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由于余文涵在长宁的出色工作已引起敌人的注意，多方寻机抓捕他。而此时，南溪蒋家沟中心支部书记陈子清和党员刘德文又被捕叛变，中共川南地工委决定将余文涵调离，派江安大底区委书记许进先接任。5月，余文涵在江安大渡口检查工作后返回家里，决定在花滩白鹤林傅国松(边委成员)家开会办理移交。6月9日，在行至开佛乡苏林沟时，与叛徒刘德文带领的庆南长三县联防办事处特务文焕奎巡捕队相遇，刘德文向特务示意，余文涵与同行的边委委员余志鹏(文涵八弟)一齐被捕。
余文涵被捕，牵动万人心!边委书记许进先立即召-议研究营救方案：一是通过-关系设法营救；二是组织武装劫狱；三是在押解途中拦劫营救。以第一方案为上策，万不得已时实施第二或第三方案。余文函在狱中趁看守不注意时，对八弟说：“抓我们的人中有一个叫刘德文，是牟坪的党员，已叛变，你有机会出去时赶快告诉党组织和同志们，你人小，叛徒和特务都不认识你，因为南溪不是你的工作区，审问你时，就说是到李端场走人家的，不认识我，问啥子你都说不知道”。不几天，敌人什么也没有问到，也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再加上亲朋出钱活动，余志鹏很快便被保释放出。
庆南长三县联防办事处“剿共”办主任、特务头子曾铁坚亲临牟坪提审余文涵，一无所获。
在狱中，余文涵与党员欧德钦、欧君甫一道动员了20名监狱看守和士兵准备起义。19日，因天下大雨，恐人多不便行动，逐改为20日晨与看守徐树国等四人一齐打开监狱逃走，两人一组分别行动。余文涵同看守徐树国一组，因天黑路滑，余文涵又是高度近视眼，只好藏在农民家中。21日，余文涵在花滩乡16保三娘家再次被捕。
余文涵第二次被捕后，边委即派他的弟媳叶枝彩以探监为名转告党组织的营救方案，即以武装劫狱或在押送宜宾时于汉王山地界武装拦劫营救，要他作好配合。余文涵略一思考，便对弟媳叶枝彩说：“现在是敌强我弱，劫狱和拦劫都是寡不敌众，不能蛮干”。并在带去的纸条上写道：“谢谢同志们，宁肯牺牲我，不要暴露组织，吸取川东教训。”
敌人妄图在余文涵口中捞取川南地下党的机密，以便一举破获所有的共产党组织。他们绞尽脑汁地动员余文涵的舅父(任国民党长宁县党部秘书、县参议员)罗汝霖去说明余文涵投降。罗带着自己写好的“自白书”来到狱中，劝余文涵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看错了棋，只要写个自白书，脱离共产党，并把地下党组织、人员名单写出来，我保你没事。如不便写，就写个“自白书”也行，再不行，我已代写好了，在上面签个字就行了”。随即递过“自白书”。余文涵被激怒了，接过“自白书”当即撕得粉碎扔出窗外，并愤然题诗一首：
庸人笑我不知机，只怪看错一盘棋。
水到洪流挡不住，岂能强限在须臾。
曾铁坚见亲戚游说不成，再次亲自出马，首先劝余文涵改过，又放低了调子说：
“只要说出你的上级领导，既可保命，又有前途，你是否想过，君能弃暗投明，是少不了你的官做的。”
余文涵回答说：“该弃暗投明的是你们，我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曾铁坚问：“革命对你个人有什么好处?”
余文涵说：“革命能使所有受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都能得到翻身和解放……”。
此时，曾铁坚跑来跑去把两边的记录都看了，见都记有“革命”二字，立时火冒三丈说：“0的，一个二个都不中用，我自己来记。”原来他惧怕革命。
曾铁坚问：“说说你参加共产党的经过”。
余文涵流畅地背诵了入党誓词后，高呼：“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曾又问：“听说你是川南六县的书记是吗?”
余文涵说：“如果能担任这个职务，我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
曾铁坚停了停再问道：“听说你身上带的四块银元是买鸦片的，要知道买鸦片是犯法的，凭这，也可以定你的罪了。”
余文涵爽朗地答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们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的。”
曾铁坚难堪至极，愤然问：“余文涵，你是共产党吗?”
余文涵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共产党，怎么样?”
“共产党有多少人，有哪些?”
“成千上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人都是共产党!”
曾铁坚气得说不出话来，在场的国民党南溪县县长何守仁瞪圆双眼，咆哮道：“我要杀你的头!”
余文涵放声大笑，并说：“要杀头有头，共产党杀不绝的!你们快完蛋了……。”高亢激昂的声音惊天动地，台上的敌人面面相觑，无人开腔了，审讯到此结束。余文涵又被关入大牢。
6月27日，敌人以解送宜宾为由，将余文涵提出监狱，刚押解到场口就将其杀害。党和人民的忠诚儿子，在中国大地黎明到来前夕不幸壮烈牺牲，走完了他革命的短暂的人生征程，英年仅31岁。
1950年7月5日《川南日报》刊登时任中共江安中心县委完全委员陈佰纯《纪念余文涵同志》的文章录用了文涵在狱中写成传出的诗，其中有一首是《铁窗明月有感》：
“铁窗明月思悠悠，无限苍生无限怨；
个人生死何足计，岂能遗憾在千秋。”
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忧国忧民，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忠于崇高信念的倾吐，是体现铮铮铁骨的崇高情操的真实写照!
党和人民为了缅怀烈士的功绩，在其殉难地——南溪县牟坪区(现为宜宾市牟坪镇)场口建立了烈士纪念碑，并将狱中诗《铁窗明月有感》嵌刻在碑上。长宁县烈士陵园建成后，已将烈士遗骸迁葬于陵园内。著名诗人萧三把这首诗歌收进了他的《革命烈士诗抄》并在全国发行。毛主席为《诗抄》题写了“共产主义是不可抗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难烈士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