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山西赵城(今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三十二年(1906)后，曾在陕西韩城、兴平、临潼、长安等县任知县。所到之地，均有政声。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国同盟会，西安光复的第三天，受命组织民政府于咸宁县署。10月29日，民政府与参谋处合并为总务府，张与王锡侯共同主持总务府下的铨叙局。共和建立，辞归太原，任山西省军政府财政司司长，1912年12月曾署理民政长。1913年初令他正式担任山西省民政长，他弃印不就而去西安，被推举为陕西省军政府顾问。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一方面借南方革命党的势力威逼清朝皇帝退位，一方面又挟北方势力向南方讨价还价，不惜集重兵向革命党领导的军队发动进攻。在1911年12月18日开始的南北和议中，袁氏不时玩弄阴谋，并攻击陕西、山西两省的革命党人为“群盗”，叫嚷“-群盗，不在和议条款之列”。张致书袁世凯：“执事谓-群盗，瑞玑不敢辩，然奉执事令征群盗者，害且百倍于盗。执事视其焚掠不禁，是残民也；逆天下之心，是树敌也；避南军之锋，专攻-，是示怯也；朝议停战，夕谋进攻，是背盟也。残民不仁，树敌不智，示怯不勇，背盟不信，-之人，固将有以待执事也。”当张得知袁世凯逼迫孙中山让出大总统位时，再次致书袁世凯谓：“大总统者，国民之所同推，非一方所得私举。孙公人望所归，故天下共举之，又安能以其位私授予人?”然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革命党内部妥协势力的夹攻下，孙中山于19 12年4月1日正式宣告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袁氏统治中国四年，坏事干尽，终于“积恶成疾，一命归阴”。张在庆幸之余，以辛辣的笔锋，写了《祭袁世凯文》，内称：“汝今死也!恶贯满盈，皇梦不成。民穷财尽，乞美求日，未得其逞。花招骗世，知者齿冷。积恶成疾，一命归阴。衣冠羽化，面目狰狞。噫嘻!早死一年，香臭难分。今日物化，盖棺论定。呜呼哀哉!……若在中华征民意，死尔万千谁挽留?”
袁世凯生前为建立个人-的总统集权制政治体制，于1914年1月10日解散了国会。同年3月，他又收买60名议员召开约法会议，建立御用“造法机关”，通过与《民国临时约法》相对抗的所谓“新约法”。张与一些正直人士没有被列入约法会议之列。后来曹锟贿选总统，贿议员每人5000元，张亦没有接受。
1916年8月张曾以画像词自况：“汝今年四十有五，汝无事无时不与世人相龃龉。人新汝腐，人今汝古。人智汝鲁，人通汝堵。……汝不自悛，而犹自怙。经史贮汝肠，曲蘖撑汝肚。汝诗野而狂，汝文怪而怒。汝穷无聊赖，而不屑与人为伍。三十年后，世界不复有汝矣。嗟乎!汝又何苦?”
1918年，张以国会议员常驻北京。次年2月，参加上海和会的南北双方代表商定，派张赴陕西划界停战。当时，北洋政府派出的直奉军和晋军、甘军、川军数万人，伙同镇嵩军刘镇华部，正援助陈树藩在关中围攻靖国军。靖国军闻知张来陕主持划界停战，无不殷切盼望。然张却“迟迟没有成行。后在各方催促下，才于3月12日动身赴陕，3月22日到达西安。是时陈树藩的‘八省联军’已取得很大进展，气焰嚣张，没有妥协诚意，对靖国军提出的恢复第一次停战令(指1918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颁发的前方军队停战罢兵令--编者注)后的防地和撤走围攻乾县的北方军的主张不予理睬，仍诬坚守乾县之靖国军为土匪。张瑞玑受陈笼络，偏袒北方，在他拍发的电报中亦有隐称靖国军全是‘土匪’的话语。张瑞玑的言行引起了陕西靖国军的极大愤慨，于右任总司令通告各方严予驳斥，并在致张书中有‘闻执事将去矣，长安市上古物字画，为之腾贵’之语，揭露张瑞玑接受陈树藩贿赂的丑行，张不得不怏怏而去”(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陕西靖国军综述》，载《陕西靖国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此后，张隐居长安闭门读书，绝意世事不复问政。1928年1月6日病逝。著有《谁园集》，收诗、文各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