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
戈林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罗森海姆，其父海因里希·欧内斯特·戈林是律师和地方官僚，曾担任德意志帝国西南非洲殖民地（今纳米比亚）总督（今日当地还有以其父命名的“戈林街”），母亲名法蓝琪丝卡（Franziska）。他有一弟阿尔伯特·戈林，在纳粹党掌权后极力反对纳粹与尽力挽救犹太人。幼年的戈林经常与父母分居两地，在家中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此后先后就读于卡尔斯鲁厄的空军士官学校和着名的柏林Lichterfelde军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戈林先在陆军服役，1915年中，戈林开始在弗莱堡参加飞行训练，之后被分配到第5飞行中队，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先后执行过侦察机和轰炸机等任务，最后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不久他的座机被击落，于是1916年的大部分时间，戈林都不得不在后方养伤。1916年11月，戈林回到空军部队，并来到第26飞行中队。1917年，戈林被授予普鲁士功绩勋章。1918年7月7日，在着名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牺牲后，戈林担任了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Jasta 11）的队长。最后，他凭借击落22架敌机的骄人战绩成为德国的王牌飞行员。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戈林是唯一未被邀请参加Jasta 11中队的战后联谊会的队员。
1917年6月，在一场持久激烈的空战中，戈林击落了一名经验不足的澳大利亚飞行员弗兰克·斯里。这场战斗在后来被夸张地称为“赫尔曼·戈林的崛起”。戈林在战斗结束后，与对手会面，并把自己的铁十字勋章送给了对方。若干年后，斯里将这枚勋章送给了一个朋友，而这位朋友就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死在海滩上。
一战后，戈林继续在空军服役，主要在福克飞机公司工作，是一名特技飞行的试飞员。1920年，他进入瑞典的航空公司Svenska Lufttrafik工作。同时，他也是一战后德国-队的一名军官，在1933年他被提升为少将，193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不久，德国空军成立，戈林便成为空军上将。
在斯德哥尔摩工作期间，戈林遇到了第一任妻子卡琳（Carin Freiin von Kantzow，1888年-1931年），1923年两人在慕尼黑结婚。1931年，卡琳因肺结核病逝，1935年戈林再与女演员Emmy Sonnemann结婚。
政治生涯
早在1922年，戈林就加入了纳粹党，曾参加1923年的慕尼黑-（又称啤酒馆政变，戈林在当时身受重伤，日后虽然痊愈却留下了 中毒的后遗症），并成为纳粹冲锋队的指挥者（德语：Oberste SA-Führer）。在他离开这个职务后，仍然保持了纳粹冲锋队中将的军衔直到1945年。
由于纳粹党早期成员的素质参差，戈林凭其较佳的素养及与德国上流社交圈的熟识，很快的成为纳粹政权的要角。在1927年特赦归国后，隔年即成为德国国会议员，1932年至1933年间，他担任了国会议长。他在纳粹党确立统治地位的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早期，戈林还担任普鲁士及帝国的数个部长职务，主管经济和军队建设等事务。1935年，戈林担任德国空军总司令。1939年，他成为德国历史上首位空军元帅。1941年6月29日，希特勒颁布法令，指定戈林为其继任者，并授予其纳粹德国的最高军衔——帝国元帅。帝国元帅是专门为戈林而创制的军衔，这使得戈林的地位超出了德国所有军种的元帅。
1939年，戈林担任四年计划的负责人，此经济计划之目的是将德国之经济、生产体系调整至战争状态，以配合纳粹党对外发动战争的战略进程，戈林在这段时期因掌德国经济的管控大权而被称为“德国的经济沙皇”。
根据纽伦堡审判中弗朗兹·哈尔德上将的供述，1933年的柏林国会大厦纵火案是戈林一手策划的，而并非共产党人的煽动。哈德尔的供词称：“在1942年希特勒生日午餐会上，戈林兴奋地拍着自己大腿说‘只有我真正了解国会大厦，因为我放火烧过它。’”。但是戈林在纽伦堡审判中否认了这一说法。
“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要拿起我的勃朗宁（着名手枪品牌）”这句话作为戈林的名言被世人熟知。然而事实上，不管戈林是否说过这句话，他并不是这句话的原创者。德国剧作家汉斯·约斯特在剧作《斯拉格特》第一幕中写道“一听到‘文化’，我马上伸手拔枪。”另外，除了戈林，鲁道夫·赫斯也经常说这句台词。
戈林对奢侈的生活和华丽衣着的癖好非常有名。为了纪念病逝的第一任妻子卡琳，他建造了一座以她命名的普鲁士风格豪华庭园“卡琳宫”（Carinhall）。戈林对贵族风格的工艺品也非常痴迷，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他从各国搜刮了许多珍贵的工艺品据为己有。尽管青年时期的戈林非常英俊和健康，但由于对 等-性止痛剂依存成瘾与生活奢华。戈林后来日益肥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二战爆发后，戈林极力推动德国空军与英国展开空战。结果不列颠空战的结果不仅没有使得英国投降，反而大大削弱了德国空军的力量。加之此后德国空军在苏德战争中和反轰炸中的失败，戈林在纳粹领导层的影响力大大减弱。另外戈林奢侈糜烂的个人生活习惯也使得他在德国高层中不受欢迎。
由于戈林在对法国和荷兰作战期间成功地领导了德国空军，戈林成为二战中唯一被希特勒授予大十字勋章的将领。与希特勒仅仅佩带在一战时期获得的勋章相反，戈林对于勋章有着超常的嗜好。
此外，戈林也推动由空军野战师（地勤人员、空降部队等空军官兵组成的陆战师）的组建，然而其中虽有赫尔曼·戈林师团之流以善战闻名的例子，但多数空军野战师却是战力低劣、不堪一击的次级战斗部队，而戈林将空军野战师视为自己的子弟兵，运用政治资源为空军野战师取得装备新装备的优先权，也对德国陆军的战力有不良影响。戈林还是纳粹地下电话和无线电通讯组织Forschungsamt的指挥官。这个组织与党卫队、SD（党卫队）、Abwehr等谍报机构有着联系。
戈林同时负责开发利用苏联等被占领地区的工业资源，但是并不成功。许多本该被充分利用的战争资源并没有对纳粹的战争机器起到很大的作用。与此相对的是，他本人却积极从被占的欧洲各国搜刮掠夺了大量珍贵的艺术品和财富。
戈林是在《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上签字的纳粹党内最高级别的官员。当时他向党卫队领导之一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发出了组织具体行动步骤的备忘录。
1945年4月23日，戈林从贝希特斯加登向正在柏林的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戈林电报），希望希特勒能够授权他掌管国家一切事务，并建议与盟军进行谈判。希特勒恼羞成怒，将之视为最严重的叛国罪。他在 前的遗愿中声明撤销戈林和希姆莱的所有官职。4月25日，戈林便被逮捕。
纽伦堡审判和
1945年5月8日，身处奥地利的戈林宣布投降。他也是参加纽伦堡审判的德国官员中级别最高的将领。他被关押在5号监室，尽管他竭力为自己辩护，但依然被判处绞刑。法庭宣称他的行为罪大恶极，实无可赦。宣判之后，戈林委托他的兄弟阿尔伯特·戈林照顾他的妻子和女儿。由于他不愿意被他的敌人处以绞刑，曾诉请执行枪决，希望死的像个军人，不愿蒙受绞刑耻辱，但他的-遭驳回，因此他决定自我了结。原定时在15日午夜12时执行绞刑，但在前两小时服用- ，守卫惊觉戈林抽搐，直到医生赶到心跳已停止。直到1967年9月，纽伦堡美军监狱典狱长安德鲁斯上校公布了戈林留给他的遗书，说明了其如何藏起毒胶囊，撰写日期是1946年10月11日，内容如下：
“致典狱长：打从成为阶下囚那天起，我就一直随身携带着 胶囊。我被押送至蒙道夫监狱时，身上共有三粒胶囊，第一粒我留在衣服里，让你们搜身时发现它。第二粒，我更衣时把它藏在衣架下面，穿衣时把它带在身上。不论是在蒙道夫监狱还是在这间小牢房里，我都把这粒药丸藏的很隐密，所以尽管常有严密搜查，还是没有被发现。开庭期间我把它藏在身上或是我的高统靴里。第三粒胶囊如今藏在我小皮箱的护肤霜里。在蒙道夫监狱时，我有两次机会可在必要时用上这粒胶囊，这不能归咎搜查人员，因为要发现胶囊实在不可能，若真的发现也必定是偶然吧。吉尔伯特医生告诉我，军管委员会已驳回改执行枪决的-。”——－赫尔曼·戈林
戈林的最后时光
在监狱中的最后岁月里，戈林一直与一名懂德语的谍报人员与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在一起，后者担任审判人员与纽伦堡审判的战犯的沟通。后来吉尔伯特根据他在审判过程中的观察和回忆，出版了《纽伦堡审判》一书。以下的文章节选自该书，记录了吉尔伯特在1946年4月18日夜间所观察到的戈林的表现。当时审判活动因为复活节而休庭三天。
戈林在自己的房间里显得焦躁不安，他不断地擦汗，显得非常警惕和消沉，并且对正在进行的审判十分不满。他曾说过自己对于纳粹所作的一切无法控制，也否认自己是个反犹太主义者，更否认自己参与了这些暴行。然而一些犹太人提出要揭穿他的谎言。
不过，阿尔伯特·斯佩尔报告说，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幸存者做完证言之后，他听到戈林说到“天呐。怎么还会剩下犹太人？我以为我们已经清除掉他们了。看来有些人又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