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瑜（1920-2009），开国少将龙飞虎夫人。原名李翠芝（曾用名：李秀春），四川阆中人。幼年父母双亡，-做童养媳。1933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万源保卫战、鹰龙山遭遇战等，任通江妇女独立营战士、班长、排长。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草地，两过雪山。到延安后任中央军委办公厅生产处协理干事。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兼新四军）驻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工作人员。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后勤部政委，参加渡江、淞沪、进军福建、闽北剿匪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州军区司令部直政科副科长。1981年3月按正师职待遇离休。1955年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我的母亲孟瑜，1920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鹤峰寺乡唐家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因为借了地主两斗粮食还不起，年幼的母亲就被卖去做了童养媳，还被缠了双足。每天超负荷的劳作还挨打受骂受尽折磨，几次逃跑被抓回来打得更厉害，有一次差一点被打死。母亲觉得自己命苦，活不下去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苦难深重的母亲终于盼来了穷人的队伍。
1933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30军88师264团到了阆中三庙沟。12岁的母亲来到三庙沟，看到一个姑娘大声讲着“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道理，她的话深深沁入到母亲心里：跟男人平等了，就不会受欺负了，就可以活命了啊！母亲为了能参军虚报了两岁，可登记的同志仍嫌她小，要求必须征得父母同意。但当他得知母亲已父母双亡且是个童养媳时，就让母亲参加了红军。次年母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10月，母亲加入通江妇女独立营。妇女独立营全是女同志，平均年龄像母亲这样十三、四岁的小丫头，也有十多个。最让母亲高兴的是上级发给她一支“汉阳造”步枪。那时，母亲还没有枪高，扛在肩上很吃力。人家笑她是“小鬼吃大馒头”。妇女独立营的生活紧张又愉快。母亲还清楚地记得，“共产党”“毛泽东”“革命”“农民”、自己的名字等字就是那时学会读写的。政委常常给战士们上政治课，讲“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共产主义”，等等。她们参加了万源保卫战、鹰龙山遭遇战等战斗，站岗放哨、运武器粮食、抬伤员；做衣做鞋、护理伤病员；宣传，扩红，争取俘虏。领导知道母亲会唱歌跳舞，将她调入总部，分配到剧团。母亲与王定国、何莲芝等妈妈们在剧团做宣传员。团长后来是李伯钊妈妈（杨尚昆夫人），许多歌舞都是她和政委张琴秋编的。她们曾留学苏联，还给同志们跳过“水兵舞”“农庄舞”等。在剧团的日子里，她们又是宣传员，又是工作队员；又干医务，又当后勤。
长征路上从石头中熬盐
不久，剧团随着31军军部到达嘉陵江边。1935年3月19日，他们随红四方面军胜利地渡过了嘉陵江，开始长征。14岁的母亲踏着一双“解放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强渡嘉陵江之后，红四方面军在剑阁、梓潼、彰明、中坝等地打了一连串的胜仗。接着向西进发，愈走愈荒凉，遇到的困难也愈多。不仅吃不到粮食，也吃不到盐。从中坝出发时，带了一些盐，但都分送给沿途困苦群众。因此没多久，部队也就没有盐了。三餐都是白水煮野菜，又苦又涩，十分难吃。几天下来，同志们都瘦了，走路时头晕眼花，两腿有千斤重。
6月中旬的一天，部队到达茂州。这时地里长的青稞和苞米快要熟了，沿途桃树枝上挂满又红又大的蜜桃。大家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但谁也没伸手去摘一只桃子或一根苞米。部队住下后，立即去各村筹粮。这里是汉藏杂居的地方，群众十分贫苦，又受了白匪的欺压。老乡们都躲到山里去了。走了大半个村子，一个人影也没见到，没有筹到盐、粮。
有几个老乡回村，发现红军不但没有拿他们一针一 线，还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消除了疑虑，便上山把老乡陆续叫回来。大家挨家挨户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这儿居住的大都是贫苦农民，受尽军阀、地主的压迫，听了红军战士们讲的革命道理后，便积极行动起来支援红军。群众还告诉红军：山顶上有一种白石头，放在锅里煮，能熬出盐来。上级研究了这些情况后，决定部队在茂州休整一段时间，开展筹粮和熬盐活动，为进入藏族地区作好物资准备。
母亲和战友们登上大山找到了那种白石头，用嘴0了0，真有咸味哩！大家兴奋地抡起了铁锤。可时间久了，胳膊震得发麻。想到多熬一把盐，就少一份困难，大家立即振作起来。太阳落山时，生火熬盐。足足熬了一整夜，果真熬出两大碗雪白的细盐。战士们在筹粮熬盐的同时，还抽时间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开诉苦大会，没收军阀和土豪的财产，许多贫苦青壮年自动参加了红军。红军战士们胜利完成筹粮、熬盐、扩红的任务。
翻越党岭山
母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对自己的长征经历写过回忆录。她写道：自从离开杂谷脑喇嘛寺到现在，带的粮食和野菜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我们的牦牛也一一杀掉吃完了。当时最大的困难，仍是物资缺乏，不仅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为了御寒，我们每人分到半斤羊毛和几片生姜。行军的组织也做了调整。剧团分成两个女生排，一个排在前面当啦啦队，一个排插到队伍里面，负责唱歌、表演。当时剧团随党校一起走。前面这座大雪山叫做党岭山，比夹金山还要高一些。党岭山，当地藏胞把它叫做“神仙山”，意思是除了“神仙”外，就连高原上最矫健的雄鹰也飞不过去。有的说它是“万年雪山”，意思是说山上积雪是万年积成的。爬了两天山路，可还只是在党岭山的山脚呢。因为一到下午，山上气候就会突起变化。要争取在中午前翻过山顶。出发前，队长宣布纪律：一不准坐下，二不准掉队，跟着前面人走。并且发给我们小鬼每人一根木捧。
起初，我们还能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越爬高路越陡。有时一边是高高的雪崖，一边是无底的深渊。路陡得要直着身子往上爬，后边的人可以看到前面人的脚掌。由于行军打仗，风餐露宿，我感冒发着烧，一不小心就从山坡上滚下一条小沟，头上流了血。刚巧康克清大姐从旁边经过，她不顾自己喘不上气，组织大家用木棒、绳子将我拉了上来。再往上，积雪更厚了，一脚踩下去，雪就没到膝盖，要拔出来，就要花千斤的力气似的。有许多同志的鞋子，埋在雪坑里，只好光着脚。同志们都累得不行，双眼被雪光刺得异常疼痛，睁不开来。山上的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都困难。大风呼啸而来，刮得大家摇摇晃晃，站不住脚。我用力拄着木棒，艰难地向上爬。在山下就听说，山上起大风必有大雪。果然，不一刻，大雪铺天盖地落下来，同志们都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战，仿佛连血液都停止流动了。掉队的同志越来越多，拄着木棒艰难地走着。队长见了，就大声地喊着：“同志们，请李班长讲个故事好不好！”“好！”大家齐声回答。李班长（李玉莲）是我们红军剧团里出了名的讲故事能手。听到她要讲故事，同志们都极力赶上前来。李班长学着说书人的样子讲起故事来了。“话说，太古的时候……山上有块大石头。有一天突然裂开了，从里面蹦出一个猴子来，这个猴子就是孙悟空”。同志们听得入迷：“孙猴子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猴子再厉害也比不上我们红军战士，这个山我们一定爬得过去。”中午，大家确实无力了，累得很，肚子又饿，半天也跨不出一步。只听见队长和一些负责同志在山顶大声喊：“同志们，有个好消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了红二方面军来和我们会合，他们就在山那边等我们呢!”听到要与二方面军老大哥会师的消息，大家感到疲劳和饥饿都消失了，努力爬到了山顶。巍峨的党岭山终于被红军战士们踩在脚底了。
下午，战士们就下山了。下山比上山快得多，沿着山路滑下去，傍晚就到了山下。她们回头看了一下来路，在这白茫茫的万年雪山上，还躺着许多亲爱的战友，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青宝贵的生命。
班长用体温暖“活”了母亲
与二方面军会师后，她们休整了一段时间，就开始过松潘草地。除了一点行李，还背着一些青稞、野菜干和干木柴。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三四天，就进入草地了。一眼望去，只见茫茫的草地无边无际，分不清哪儿是天，哪儿是地，也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草地里没有路，草就长在泥水上。踏上草地，只觉得脚下软绵绵的，一股股臭臭的黑淤水从脚下涌上来。队长再三交代说：“脚步要轻些、快些！万一陷了进去，越陷越深，爬都爬不起来啊！”
晌午时分，天空卷起一片乌云，狂风尖厉地吼叫，劈雷在上空隆隆响着。老天爷要翻脸了。不到一袋烟功夫，哗啦啦地下起大雨来了。天气骤然变得十分寒冷，一眨眼工夫草地变成一片黑漆漆水泽，几十步外就看不清人影，方向也辨别不出来。下午，乌云又渐渐升高，倾盆的暴雨也停了，但片刻功夫，又下起鹅毛般的雪花，还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冰雹没头没脸打下来，十分厉害，眼看着一尺来高的野草，齐刷刷地倒下去，红军战士们的头上被打起许多疙瘩。雨雪之后，草地更加不好走了，腐烂的杂草上，淤积着污黑的泥水，脚长时间泡在污水里，又痛又肿，但谁也不敢乱走，害怕迷失方向掉进泥潭里。同志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呼呼的狂风又直往衣服里钻，大家一个个冻得浑身打战。加上走了一天，什么也没有吃，部队行进的速度愈来愈慢了，只好提早宿营。在这茫茫的草地上，就连一块比较干燥的地方也找不到。她们只好选了一个地势较高的楞坎，戽干积水，把一床被单撑起来。当时携带的柴杆很少，沿途连一根可以生火的树枝也拾不到。这个“帐篷”只有桌面那么大，十来个人不能躺，只能屈起腿，背靠背地坐着睡觉。李班长就让那些年纪小的同志坐到“帐篷”中间，大些的同志围在外边挡风。到了半夜，突然又哗哗地下起大雨，雨水集中到被单中心，全朝母亲的头上灌下来，冷得母亲像是掉进了冰窟中一样。李班长也被大雨淋醒了，她见到母亲被淋成那个样子，赶紧把母亲搂进怀里紧紧地抱着，用她的体温暖和着母亲。这时的母亲虽然冻得浑身冰冷喘不上气来，心里却像燃起一炉旺火，感到无比的温暖，身上也渐渐被暖和起来。
草地上的“格桑花”
原以为一个星期就能走出草地，结果只走了三分之一。进入草地纵深后，食物便日益匮乏起来，基本断粮了。一天只能吃到两餐野菜汤。要是采不到野菜，就整天吃不上一点东西。在严重的饥饿、寒冷、疲劳和疾病折磨下，不少红军战士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在许多光荣牺牲的同志中，给母亲印象最深的，是她亲密的战友、排长冯素珍，外号“养麦杆”。“养麦杆”仅比母亲大五、六岁，在队伍里算得上大姐了。她对这班小鬼可真好，比亲姐姐还亲。平日大家就喊她大姐，有时也叫她绰号，她总是笑呵呵地答应着。
“养麦杆”家庭十分贫苦，她从小就卖给地主当丫头。受苦受难十多年，直到红军打到她的家乡，才逃出了地主的大门，参加了红军。她身体很弱，过了嘉陵江就一直生病。但仍然有说有笑。常常饿着肚子把口袋里那一点的干粮送到战友们嘴里。她的“名言”是：“我们已经长大了，你们还要继续长，要多多吃点。”翻大雪山时，她病得很厉害，但还帮着队伍里这班小鬼爬山。进入草地那天起，她就患了伤寒病，天天发高烧，脸孔瘦得尖尖的。看她病成那个样子，母亲常常伤心地流泪，害怕她什么时候会突然地倒下来。不知一股什么力量在支持着她，不仅在草地上坚持了这么多天，而且还常和大家说笑。这阵子她走得比过去更慢了，在没有人看到她的时候，她简直是用手爬着前进。快走出草地的前一天，她真的是寸步难行了，但精神看来还好。李队长叫母亲和另外一个同志搀扶着她。她和大家一边走，一边说：“能活到共产主义好啊，万一为共产主义牺牲了，也是幸福的 ！我们今天吃苦、流血，甚至牺牲，是为了全国工农大众的解放，这是多么光荣啊！”这天，她还说走出草地，到达陕北后，她要和大家一起去见毛主席；上前方去杀日本鬼子。她还说：“我为革命做得太少，请给我的母亲捎个信……，你没有……白养一个女儿……。我相信：我未完成的理想，你们一定会帮我完成的。”说着就合上了双眼，再也没有睁开！这位冯排长才刚满20岁，连恋爱都没有过，为了心中的理想和小战友们，她将年青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草地上。
同志们含着泪，给她垒起了一座小坟包。还采了些野花野草插在她的坟头，并立了一根树枝。大家说：那美丽的花叫“格桑花”。这次过草地，母亲沿途都能见到前面走过的战友们遗落的物品、战友的遗体以及草地上竖立的小树枝。大家会驻足，行注目礼。她们知道那里有战友们的遗骸。那竖立的小树枝却也指向了部队前进的方向。
康克清妈妈有一匹马，她自己不骑，让许多生病的人和走不动的小战士骑。母亲和许多人还都揪过康0马的尾巴走过路。有一阵，母亲实在走不动，掉队了。但却有幸获得由红四方面军吴朝祥妈妈带的收容队的帮助，追上了队伍。
这一天，大家看见远处出现了一个小山包，上空飘着缕缕炊烟。不知谁说：“前面就是班佑啦！草地被我们甩到背后去了。”班佑地方不大，有几十幢牛屎房，却只住着七八户人家。这草地边缘上的小村庄，虽然十分荒凉，却给她们极大的鼓舞，因为那被称为“苍鹰也飞不过的草地”，终于被她们这些十几岁的女战士战胜了。
当她们翻过岷山，快到达会宁时，远方传来了“江西佬表”的歌声。红四方面军二过雪山，三过草地，在筋疲力尽时，由聂荣臻、左权带领西征部队前来接应。他们终于与红一方面军大会师了！
延安岁月
在延安，1937年中秋节，康克清妈妈为我的母亲与父亲——1931年起康妈妈就叫“虎弟”的红一方面军的江西老乡龙飞虎做媒，并在他们的婚礼上做了证婚人。从此，父母相濡以沫，共伴一生。
1939年桂林办事处李克农伯伯救了我生病的母亲。1941年5月，回到延安的母亲在党校学习时，又报了病危。是周恩来副主席电告叶剑英伯伯设法医治，叶从自己的生活费里节省出费用，请了好的老中医给母亲治好了病。母亲常说：“没有红军，没有领导和同志们，我就有‘九条命’都不行啊！”
1945年，母亲曾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但母亲经常在延安，她曾给家乡亲人写了一封信。后来收到回信：幺女子，你从学校毕业，外出那么多年失去联系。请将详细地址告知，好联系。母亲觉得奇怪：自己从未在学校读过书。她将此事告诉了董必武副主席，董老笑着告诉她：这是特务的伎俩，为的是了解办事处详细地址。董老告诉她：原名及办事处地址都不要说了。并将母亲的名字改为：孟瑜。周副主席知道母亲改了名字后大笑着说：“孟瑜（谐音梦渝——笔者注），好呀，这是想‘老虎’（龙飞虎）了。”当时我父亲正在重庆。
（作者系龙飞虎、孟瑜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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