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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振镛


[公元1890年-1962年]

虞振镛

虞振镛(1890—1962),浙江慈溪人。中国著名畜牧兽医学家,农业教育家,我国现代农业教育事业的先驱之一,兽疫防治系统的奠基人。1907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1年秋被保送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畜牧学,并于1914年获学士学位。1915年又于康奈尔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九三学社社员,南京市政协委员。历任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农学系主任及农场场长,国民政府实业部渔牧司司长,贵州省建设厅技正,中国农业改进所所长,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渔牧司司长等职。1949年后至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1952年调到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任教授。

成长经历

虞振镛,1890年2月9日出生于浙江慈溪鸣鹤场。12岁入鸣鹤场教堂读书,后又转入宁波崇信书院、上海中西书院。1907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1年秋被保送入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畜牧学。191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15年于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受聘于清华学校任教,并担任农场主任。1920年再度赴美入得克萨斯州农工学院攻读乳牛学。为推动我国奶牛业的发展,于1921年创建北京模范奶牛场。20年代初,清华学校创设农科,担任农学系主任、农场场长。

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国立清华大学,院系调整,取消农科。虞振镛应北平大学农学院聘请,任该校教授兼农场主任。翌年,赴东北担任辽宁省通辽县钱家店三畲堂农事试验场场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返回北平,任北平大学农学院代理院长。

1932年初,就职于中国华洋义赈会,负责指导河北省信用合作社和棉花运销业务。1933年赴西北任华洋义赈会绥远民生渠水利委员会委员兼总干事。1934年,民生渠移交绥远省政府管理后回到北平,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艺系主任。

1936年,应清华大学前校长周贻春的邀请,南下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渔牧司司长兼种畜场场长。开创我国兽疫防治机构,拟订兽疫防治条例,大力扶植农业的研究和推广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政府撤往西南。八年抗战期间,虞振镛先后担任贵州省建设厅技正、主任技正,农业改进所所长,兽疫防治委员会委员兼干事等职。亲自主持自制疫苗,广泛传授隔离、消毒、注射等防疫措施,遏制了牛瘟的流行。抗战胜利后,虞振镛先后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渔牧司司长、畜牧司司长。在全国建立兽疫防治系统,并为改良畜禽品种奔波。

1949年6月,虞振镛应浙江大学邀请至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虞振镛被调到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任教授。虞振镛是九三学社社员,曾任南京市政协委员。1958年退休后迁居北京。1962年11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主要成就

1915年留美回国后,虞振镛就投身于中国的农业科技教育事业中,他鼓励学生注重实践,亲自带领学生和工人在学校西园(今清华大学气象台、化学馆一带)砌围墙,圈牛羊,养鸡鸭,种麦植棉,为果木整枝,为病树治虫,言传身教,奠定了学生钻研农业科学的良好基础。而且,他和学生们通力合作,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发扬创业和实干精神,创建了清华园农场。虞振镛在美国留学期间就认识到乳牛业是畜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1920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农工学院专攻乳牛学。为了推动中国奶牛业的发展,虞振镛于1921年选购良种荷兰黑白花(Holestein)、娟姗(Jersey)和安雪(Ayrshire)乳牛共13头,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终于把13头良种乳牛安全带到北京。亲自主持场房的设计、施工、设备安装和经营管理,克服各种不利条件,在清华学校附近创建了北京模范奶牛场,生产高质牛奶。标志着我国自办现代化乳牛事业的兴起,同时为学生们进行乳牛的鉴定、繁殖配种、饲养管理、牛乳消毒和乳品加工等一整套有关乳牛学课程的实习提供了场地。

在清华学校学制改革时,虞振镛负责筹建农科,为培养综合性的现代农业科技人才,特增设了作物学、果树园艺学、畜牧学等多门课程,并把这些课程作为志愿赴美深造农业科学技术学生的选修课,培养了一大批胸怀农业科学志向的学生,如张心一涂治、陈之长、罗清生、程绍迥、李先闻、赵连芳等,成为我国早期现代农业科技专家和农业教育家。1949年,虞振镛应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之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创立畜牧兽医系,并兼任畜牧兽医系主任,亲自讲授养牛学、畜牧学、牧场经营管理等课程。为适应教学科研的需要,扩大畜牧场,亲自设计建造乳牛舍、猪舍和鸡舍,为学生提供实习场地。

虞振镛在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渔牧司司长时,就大力倡导发展畜牧业。在《南岭锄声》创刊号上发表的《绥远垦业之状况》中,提出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的见解。特别是对绥远省的农垦事业的发展兴旺提出了绥远省宜于牧而不宜于农的独到见解。在贵州主持农业工作时,大力宣传发展畜牧业,认为“在贵州提倡畜牧事业,于复兴农村经济,实有莫大的帮助。”充分展现出了虞振镛先生因地制宜发展畜牧的思想。

1944年,虞振镛在《中国畜牧政策之刍议》中提出了战后发展畜牧业必要性的建议:第一,我国耕地面积有限,但有大量林牧用地,发展畜牧业比发展林业可以更快地建设战后经济:第二,我国对外贸易只有畜产品每年出超,利用荒芜的土地发展畜牧业,可以大大增加外汇收入:第三,我国农田以施用厩肥为主,发展畜牧业可提高土壤肥力:第四,我国农田耕作全赖畜力,华北平原和西部山区交通运输非牛马不可。进一步指出,在发展畜牧业时,要按照农区和牧区的特点,采取不同方针。并提出健全兽医防治机构、开展家畜保险、加强教育、培养人才、稳定队伍、对经营者给予优惠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虞振镛强调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也非常重视兽疫防治工作的开展,把畜牧兽医防治作为我国发展畜牧业的关键。在《黔省之畜牧业》一文中,他就特别强调了畜牧兽医防治工作的重要性,指出畜牧业以防治兽医为先,防治兽医使畜牧业发展有保障,甚至比改良品种还重要。从1936年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渔牧司司长起,虞振镛就着手创建兽疫防治体系,拟定兽疫防治条例,为我国兽疫防治系统的建立起了奠基和开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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