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亨凤，1905年5月24日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木石港(今木港镇木港村王畈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1912年，7岁的柯亨凤初谙人事，就哭闹着要到学堂念书。在乡亲(木石港柯姓绝大部分是江西来的)邻里的资助下，双亲才把他送进了学堂。学堂的柯汉卿先生是个惜贫爱才、有正义感的好先生，他对天资聪颖，求知欲强，刻苦努力，成绩优异的柯亨凤，特别喜爱和关照。在柯汉卿先生的关怀下，柯亨凤读了五六年书。
1926年下半年，首届中共阳新县委宣传部长、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柯松涛已在木石港成立了国民党区党部和区农协，分别由柯松涛、刘敬者为主要负责人，苦大仇深、年轻有为的柯亨凤带头报名参加了农会。1927年，柯亨凤经受了阳新“二二七惨案”、“清乡”与反“清乡”斗争的严峻考验，特别是大革命失败的考险，更加成熟起来。
1928年，在中共阳(新)大(冶)县委领导下，阳新各地的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土地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五湖区委(即木石港地区)由石继民负责恢复建立起来，书记袁凤鸣。区委建立后，在五湖的木石港、东春、枫林一带秘密组织青农会，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和反动镇长。柯亨凤最早参加青农会，在镇压反动镇长和土豪劣绅的过程中，他总是站在最前列。
1928年10月，根据中共阳新县委在汪武颈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五湖区与排市区合并为湖市区，区委书记石继民(后由汪福民、袁凤鸣、汪洪基继任)。下辖排市、下桥、石坑、山西、东春、大德、枫林、木石港等二十多个党支部，党员达200余人。
在区委领导下，区、乡、村三级的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四抗”组织迅速建立起来，柯亨凤率先参加了木石港的“四抗”委员会。自此，阳新的“四抗”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全县。柯亨凤积极参与了镇压石坑五家垄村的大土豪成坤山、下桥村大劣绅郑奇义和郑振武、下东村的大恶霸汪寿南等三人，以及豪绅地主柯南清、柯方玉等人。
在1928年至1929年的“四抗”斗争中，全县农民纷纷拿起长矛、大刀、 等旧式武器，同地方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29年秋，木石港的农民武装——赤卫队成立。柯亨凤参加了赤卫队，并任宣传员。是年底，湖市区委根据县委对全县赤卫队实行统编的指示，正式宣告湖市赤卫纵队成立，纵队长袁凤鸣，党代表王武之。柯亨凤任五湖赤卫支队支队长。是年，柯亨凤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30年1月，柯亨凤由袁凤鸣、王龙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柯亨凤以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严格自己，赤胆忠心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柯亨凤入党不久，就调任湖市区赤卫军大队长。
根据大冶中心县委开展“年关斗争”的决定，柯亨凤带领湖市区赤卫军大队，配合从江西出击回来的红五军第五纵队，于1月20日攻打阳新县城。阳新守敌为国民党独立第十六旅邓英部的一个团。当红军与赤卫军、赤卫队数万人将县城团团包围时，城内敌军异常惊慌，不敢应战，弃城逃跑。1月21日，由湖市区赤卫军大队长柯亨凤带路，红五纵队开赴木石港，并在此休整3天。湖市区委和赤卫军大队及广大群众，欢天喜地，奔走相告，“红军来了!”杀猪宰羊，慰劳红军。
1930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成立59周年纪念日，也是三一八惨案的纪念日。为纪念这个可歌可泣的伟大日子，红五纵队与大冶中心县委共同决定，开展三一八武装大-，进一步歼灭鄂东各县反动武装势力。3月26日，红五纵队第二次攻打阳新县城，柯亨凤再次率湖市区赤卫军大队密切配合。当时阳新守敌为罗霖部的两个营。该敌得知红军攻城，不敢应战，立即分南北两路突围逃窜。红军以柯亨凤为向导，向南路逃窜的敌一个营追击，缴枪80余支，俘敌百余人。
1930年7月，中共鄂东特委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鄂东苏区，根据中部军区“鄂东成立红军独立第三师；在大阳一带成立第七团，江北准备成立第九团”的指示，以红八军后方留守处的部分干部为骨干，以阳新、大冶两县农民武装中的中坚力量为基础，加上通山、咸宁两县的部分0，在阳新大凤区的太平地正式成立红三师第七团，团长刘振山，政委郭子明。下辖三个营，柯亨凤任第二营副营长。全团1000余人，快枪500余支。
1930年11月下旬，武汉行营为配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调集兵力对鄂东南地区也发动了猖狂的进攻，重点进攻阳新。12月9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师长郭汝栋)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向黄颡口发起攻击。郭子明、刘振山、柯亨凤等团、营指挥员，乘敌立足未稳，指挥红七团和阳新的赤卫军、游击队等工农武装，奋起反击，重创敌军。11日，武汉行营代主任何成浚急令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的第二五九、二六○两个团，机枪、迫击炮各1个连，由副师长华文选率领增援黄颡口。在鄂东特委的正确领导下，郭子明、刘振山、柯亨凤等指挥员，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坚持执行特委的“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主动向苏区纵深地带撤退。
当郭汝栋相继占领了黄颡口、太子庙、白沙之后，骄横不可一世，继续向阳新苏区的纵深地带“追剿”，又陆续占领了沿埠头、三溪口等地。1931年1月中旬，郭汝栋严令第二旅旅长刘公笃，以其第五团留守要隘沿埠头，亲率第二、三、四团进行追击，并又先后占领了木石港、洲、排市等地。与此同时，赣北之敌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麟，令其所属的第一六一旅之第五、六团，由武宁之路口向阳新龙港进犯。而通山之敌国民党新编第十师师长谢彬，也令其1个旅(两个团)向龙港进逼，使红七团处在敌的四面包围之中，形势危急。
但是，敌军深入阳新苏区，每占领一地，必分兵把守，逐步暴露出它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郭子明、刘振山、柯亨凤等红七团的团、营领导人，奉鄂东特委之令，指挥部队向南犯之敌——第一六一旅之五、六两团发动了出其不意的猛烈袭击，重创敌军。随后红七团即悄悄撤离龙港地区，准备奔袭沿埠头守敌第五团。1月30日夜里，红七团官兵不畏严寒，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向沿埠头疾进。31日，天色微明，红七团已进抵沿埠头街口，在万余赤卫军、赤卫队、游击队的配合下，立即发动迅猛攻击。敌人遭到突然袭击，乱作一团。有的尚在睡梦之中，有的仓促上阵，措手不及。战斗仅两个小时，敌第五团几乎被全歼。这次战斗中，苏区军民击伤敌副旅长尤国材，击毙团长袁文才(又名袁帮铨)，生擒民团团长余召台，俘敌官兵200余人，活捉团匪60余名，缴获长 400余支，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一门，子弹数千排。沿埠头大捷，宣告了武汉行营对鄂东南第一次“围剿”的可耻失败。
在这场有关苏区生死存亡的决战中，柯亨凤副营长沉着冷静，遇事不慌，指挥果断，作战勇猛顽强，显露了他有较高的军政素质和指挥才能。当红三师于1931年2月在龙港正式宣告成立时，他升任红七团副政委。
1931年4月，武汉行营着手准备对鄂东南地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敌之兵力部署是︰郭汝栋部两个团驻大冶，4个团驻阳新；谢彬部的一个团驻通山，两个团驻咸宁；谭道源部一个团驻武宁，一个营驻瑞昌。其进攻重点仍然是阳新。他们采用的作战方法是各部协同作战，对阳新龙港进行合击。
根据这一险恶形势，红七团遵照鄂东特委和红三师师部的指示，在刘振山、柯亨凤等的率领下，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消灭敌人。
阳新小箕铺原驻敌一个团，后郭汝栋调两个营去围攻三溪口，只留下一个营驻防。刘振山、柯亨凤见小箕铺守敌薄弱，立即指挥红七团和金龙、福丰两区的地方武装迅速集中，向小箕铺发动攻击，并全歼该营，缴枪300余支，机枪一挺和迫击炮一门。这一仗，对进一步牵制敌人，配合红三师粉碎敌军的围攻起了积极重大的作用。
6月26日，红三师和红十六军一部，出击官埠桥、马桥等地驻敌第八十二师，歼敌一个团。获胜后，稍事休整，红军主力即晓宿夜行，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木石港地区，准备消灭守敌郭汝栋部之第三团。柯亨凤战前向红军指挥员详尽介绍了该地区的地形地貌和镇中的险要地段。但后因敌团长胡荡老奸巨猾，据险顽抗，不肯决战，以待援兵，故红军一时难以攻占木石港。于是红三师与红十六军一部又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柯亨凤提议，红军偃旗息鼓，佯装后退，以小部队活动，引其出击，寻机聚而歼之。这一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于是，红军每天只派一个排去佯攻木石港，而敌军仍然只是阻击，不肯出击。但是，如此数次，弄得胡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红军虚实。随后，他亲自找当地土豪劣绅了解红军情况。由于军民严守秘密，土豪劣绅也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希望国民党军能早日将红军赶跑，以保他们的利益，故众口一致，齐称红军主力早已逃之夭夭，只有小股红军骚扰。对此，胡荡信以为真。7月9日，当红军小部队再去佯攻时，胡荡严令五营长出击，叮嘱穷追到底，务必消灭这股红军。五营长即率部出击，而红军却向木石港西南方向边打边撤，直退到离木石港十余里的吉山山区。但敌仍紧追不舍，最后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刹时，伏兵四起，枪声大作。这时，敌五营长方知中了红军的计，企图撤退，但为时已晚。不得已，敌营长急令全营奋力抢占制高点玉岭山，企图负隅顽抗，以待胡荡增援。红军立即将玉岭山层层包围，围得个水泄不通。接着，红军组织猛烈的攻击。刘振山、柯亨凤身先士卒，带领红七团猛打猛冲。全团战士在他们的模范行动鼓舞下，不甘落后，向玉岭山顶冲去。他们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了敌第五营，敌营长也被当场击毙。
胡荡见第五营被红军全歼，气急败坏，十分恼怒，并亲率全团向红军反扑。激战十余小时，除胡荡化装只身逃脱外，全团覆灭。这一仗，计歼敌1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二十多挺，迫击炮十门，步枪800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
在这场战斗中，红三师第七团团长、英勇善战的刘振山等不幸牺牲。鄂东特委为进一步巩固、提高红三师的战斗力，调整和充实了红三师的各级领导，柯亨凤任红三师副政委。
鄂东南军民在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不久，武汉行营向鄂东南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经前两次的打击，敌锐气大减，在这次“围剿”的开始阶段，主要采取守势。
特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明确指示︰加紧扩大红军，主动出击，消灭敌人，巩固苏区和发展新苏区。
根据特委这一指示，红三师在师长张焘，政委郭子明、副政委柯亨凤等的领导和指挥下，在各地工农武装的配合下，频频出击，捷报频传。
7月底，红三师攻打咸宁森料，全歼袁英部一个营，缴枪400余支。8月，红三师胜利攻占阳新大畈之猪头山，消灭守敌谢彬部的一个整营。10月，红三师闻蒲圻县城空虚，即派红九团从通山出发，急行军200多里，奇袭该地驻敌袁英部的一个连，缴枪数十支。
11月15日，红三师攻打武宁县横路镇，消灭守敌独立第三十二旅刘夷部的一个营，俘敌160余人，缴枪130余支。但是，红三师在此役中也付出了一定代价，特别是红三师副政委柯亨凤壮烈牺牲。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授于红三师一面奖旗，上 书“坚强苦战”四个大字。红三师之所以有这个荣耀，是红三师全体官兵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也有柯亨凤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