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吕型伟(1918~2012)，我国著名教育家。新昌藕岸村(今属羽林街道)人，其父早逝，家庭困顿，刻苦攻读，1935年毕业于新昌中学，受“教育救国”口号影响，只身办学于东茗乡白岩村，招收学生81名，年龄参差，一身任数教。1937年，考取杭州师范学校公费生。杭州沦陷后，徒步行走四昼夜，到丽水省立联师，后考取浙江大学师范学院。1946年毕业后任教于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任校长的上海省吾中学，任教务主任，创办《中学时代》半月刊，每期发行5000份。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与段力佩同被派往接管市东中学，以中共党员身份任校长。面临恐吓，临危不惧，以“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信条，教育有方。历经“文革”磨难，坚持“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淡泊名利，不依附权势，热心于教书育人。
“文革”结束后，中国教育百废待兴。1978年冬，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身份访问法国，后又到日本、美国考察。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技术，令其眼界和思路得到拓宽，他把课堂教学称为传播知识第一渠道，将其他信息渠道称为第二渠道，提出二者并重，1983年发表《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建立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文章，引起轩然大波，不少教育界领导公开反对。又写《再论两个渠道》，发表于教育部理论杂志《教育研究》，又引来争论。
当时，全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全国统一，学生同念一本书，同考一样题，称“一纲一本”，下面无权改动。吕型伟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使用同样课程和教材，又用同样考题，显然不科学。他担任全国教育部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在一次讨论全国课程教材会议上，提出“多纲多本”主张，并据理力争。最后达成妥协，同意教育部制定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但高考还是全国命题。新教材怎么编，编了谁敢用？吕型伟在1980年起想方设法争取到上海高考自主考试权。上海获得高考独立命题权之后17年，北京2002年也加入高考自主命题的行列。至2006年，全国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全国一张卷”的局面被打破。吕型伟身居教育岗位要职，四处调研，深入教育一线总结经验，发掘人才，推广优,秀教育模式。从1985年起，先后在全国16个省、市、地区选择40多所中、小、幼学校，进行“21世纪中、小、幼教育现代化研究和实验”。北京的景山中学、上海大同中学、上海中学、上海市实验学校等都被列为试点学校，效果不错，并于1996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得到国内外专家好评。
在教育思想上，吕型伟主张开放、多元的教育体系的形成，认为教育除了服务于蔡元培所言的高等学问的研究之外，也要像老一辈教育家孟宪承所说的,那样，服务于民族与社会的发展。在其主持,上海教育时期，上海职业学校遍地开花，商校,、职校、旅游学校等为上海培养出大批会计、厨师等职业服务人员。
因长期浸淫于教育领域，吕型伟对于中国的教育现状有深刻认识，一次接受《中国教育报》采访时，严厉批评弥漫在教育中的功利化、势利化和追求短期效应现象。提出出路在于将真正的人文精神引入到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中。主张孔子所言的“有教无类”的标准，预设每个孩子都是同等地具有成才的可能性，应该给予同等关切与鼓励，帮助他们寻找到适合其发展的道路。
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市东中学校长，上海市教育局处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吕型伟在教育领域长期从事中小学教学、教育行政和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熟悉中国普通教育的微观和宏观情况，主编中小学各学科教学指导书共50余册，被国家教委作为指定用书，主编《建国后上海普通教育史》，发起并组织编写出版我国收词量最大的教育工具书《教育大辞典》，先后发表《创建两个渠道并举的教学体系》、《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等论文数百篇，担任国家级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二十一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的实验与研究”负责人，指导全国十二所面向未来的实验学校。
离休后每年讲学数十次，足迹遍于全国绝大部分省市，并多次率团赴欧美国家考察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亚太地区中国普教专家称号，被誉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化石”。生前关心家乡教育事业，在新昌中学建恩师亭，设英才奖学金。
来源：新昌县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