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迪先(1908—1991)，原名彭伟烈，经济学家，1908年生于四川眉山县。彭迪先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广泛传播，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高涨的时代。著有《世界经济史纲》、《货币信用论大纲》。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求学之路1921年，年仅十三岁的彭迪先为了开阔视野，寻求优良的学习环境，毅然离开家乡去成都求学。当时成都最好的中学是成都高等师范附中，彭迪先以同等学力考入这所学校。
成都高师的校长是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创始人之一的吴玉章。彭迪先所在附中第八班中就有不少先进的青年，杨尚昆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这里的学习与生活使他呼吸到政治上的新鲜空气，形成了他进步的思想倾向。在这所教育制度很严格的学校里，彭迪先刻苦踏实，务求真知，为以后的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教育。
留学日本1926年彭迪先抱着“读书救国”的愿望负笈东渡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庆应大学预科学习。
在这里他起早睡迟，苦战攻关。1932年2月，以优良成绩毕业于这所大学的经济系预科。然而他最终放弃了不经考试直升庆应大学的机会，因为庆大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英美资产阶级经济学科，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能在课外抽时间自学。彭迪先根据早已形成的思想倾向，选择了具有不同特色的九州帝国大学。1932年春，经过极其紧张激烈的入学考试，他进入了这所著名大学的经济系本科。
钻研经济在这里，他满意地接触到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浓厚的学术空气。经济系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造诣较深者大有人在。学校自由讲学选修课很多，不拘年级，可自由选读。在这样的条件下，彭迪先尽量选读自己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以极大的努力提前一年读完在本科毕业所需要的全部学分，利用最后一年时间，全力以赴地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为他以后进一步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打下了基础。
留校任教1935年2月，彭迪先在九州帝大本科毕业，因成绩优异而与日本同学土岐强一起留校任帝大经济系助教。中国留学生任九州帝大助教，他是第一个。帝大教授波多野鼎在他的《现代经济学论》中文版(彭迪先译)序言中写道：“中国留学生之任经济科助教者，实以彭君为嚆矢，由此足证其学识、品格如何为大学所器重也。”在任助教的同时，彭迪先又升入本校研究院做研究生。在这期间，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传播，他把波多野鼎教授所著《现代经济学论》一书译成中文出版。此外，彭迪先还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几篇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论文，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传播初期，做了有益的工作。
学术成熟1937年，彭迪先毕业于研究院时，在日本潜力致志，锲而不舍，已是八年了。他治学得力于脚踏实地，既有勇猛奋进的精神，又有循序渐进的恒心。他主攻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也不放松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流派的深入研究。至此，他在学术上趋于成熟，中国经济学界增加了一位与资产阶级学派相抗衡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洗礼，给人们提出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先后兴起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1939年彭迪先撰写出30万字的《世界经济史纲》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思考中国的未来。
主讲武大1940年秋，武汉大学(抗战时期由武汉内迁四川乐山)聘请彭迪先担任经济系教授，先后主讲外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课。武汉大学经济系是当时全国有名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心之一，老教授较多，所以，他开讲这两学科时，有些学生对这位三十岁左右的教授不免持某种保留态度。但在听课后，觉得能启发思维，系统性高，逻辑性强，能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理解水平，从而无不心悦诚服。然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彭迪先在武大以及此前在西北联大和此后在川大等校讲授各门经济学科时，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具有较强的马列主义思想性。教学中他注重学科的系统性，全面性，有重点、有目的地贯穿着一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使青年们听课后认识到，是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并从而信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在武大五年时间(1940年秋—1945年秋)，他不但扩大了大学讲坛上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阵地，而且启发并引导了若干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新货币讲话》1945年，现实的情况有两点令人关切，一是国民党伪法币疯狂膨胀；二是已经流行多年的货币数量学说，尤其是凯恩斯的货币学说风靡学术界。为此，他把书稿《新货币学讲话》交生活书店出版。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有
1)批判了历史上源远流长的货币数量学说。
本书着重介绍并批判现代货币数量学说特别是当时风靡一时的凯恩斯主义。
作者通过对商品和货币的价值变动情况详细分析后，指出货币数量论者颠倒了货币价值、商品价格和货币数量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错误地认为货币数量多少(结果)可以决定商品价格高低(原因)，对货币本质一无所知。
作者特别指出，批判这些学说的实践意义在于:它们是资本主义国家企图用来克服经济危机的奇方妙药，也是资本主义世界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它们的办法不外是加强准备、膨胀币券、贬低币值、调整金融机构、降低利息和统制金融等等。但在经济危机发生期间，基于货币数量学说的克服危机的种种企图，无一不惨遭失败。这就证明了货币数量学说的幻想性。
(2)揭露国民党通货膨胀政策的反动性，预言其必然会有崩溃的下场。
川大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行政事务忙碌，但仍挤出时间钻研写作。1952年10月11日，经由著名经济学家彭迪先教授领导下的四川财经学院筹建小组的辛勤努力，中国西部第一所培养高级财经管理人才的新型大学—四川财经学院诞生了。之后不久，彭迪先调任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四川大学校长。1955年他写出了20万字的《货币信用论大纲》由三联书店出版。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武藤守一把此书译为日文，1956年11月在日本三和书店出版。本书剖析资产阶级货币信用学说，掌握社会主义货币信用本质及其运转方法；同时它在对外宣传新中国货币信用制度与方针政策上，起过有益作用。它是一本在20世纪50年代还不多见的著作。日本经济学家把它译为日文出版，并非偶然。
晚年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彭迪先除继续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民盟主任委员外，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1979年担任四川省副省长。1983年组织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同意他辞去副省长，改任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在这些年里，他的会议多、工作多，加之身体已不如以往，治学时间更加有限，但仍然坚持学习钻研，有时还写点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