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永昌又名陶慎思，宣威热水陡沟人，1912年出生在一贫苦农民家庭。父母带着姊妹4人，茹苦含辛，度日如年。陶为小弟，天资聪敏，勤思好问，深得父母和乡间父老的喜爱。他10岁就读花鱼小学，继而升入宣威县小，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29年初考入曲靖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同年4月，经三师中共特支书记黄云梯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怀抱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满腔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及党的主张，并在同学中传播新-，揭露蒋介石反对新-、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言行，启发教育进步同学。1929年5月，三师地下党领导和发动了以改善学生伙食为由的反对学校当局的-。在震动全省的 即将取得胜利时，被龙云指使国民党曲靖县长段克昌配合学校当局的镇压而失败。陶永昌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了-运动，饱尝了斗争胜利的喜悦，体验了失败后的痛苦，看到国民党政府穷凶极恶地镇压 的暴行，为被校方开除、处分、驱散的学生鸣不平，决心与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0年底，云南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陶永昌和其它党员一样失去上级联系。1933年初，陶永昌由三师简师第五班毕业返乡，到陡沟小学任教，他在宣威陡沟一带宣传中共云南省临委散发的《农民四字经》。自己编写《工农十二杯酒》，宣传进步思想，赢得群众的拥护。
1934年春，陶永昌到述迤小学任教，他不仅认真搞好教学，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每晚熄灯前集合学生点名训话时，他都要联系区乡长鱼肉人民、横行乡里的种种罪行，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在他的教育下，学生学习努力，精神振奋，不满国民党的统治。痛恨-污吏。学生许如聪愤笔写了“打倒-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的对联，春节时贴在家门上。学生们充满革命热情，誓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一天，花鱼乡长李常贵骑马到区上开会（区政府与学校同在一个院内}。师生们看到都很气愤，想寻找机会打他的威风。恰巧李常贵拴在教室外柱子上的马厩粪在地上。陶永昌率全校师生以影响学校卫生为由，叫他当众扫除。李不但拒绝扫除，还盛气凌人地睁大眼睛瞪着师生们。师生怒不可遏，齐声喊打。几个身强力壮的学生一涌而上，拳打脚踢。李被迫苦苦哀求，连声答应扫除，最后不得不用毡帽端着马粪狼狈不堪地溜出校门，师生痛打李常贵，大灭了-污吏的威风，大长了青年学生的志气，震动了校内外。 1934年，陶永昌被乡民推选为陡沟乡乡长。他坚定地站在贫苦农民一边，软拖硬抗国民党政府派给乡上的兵、粮、款，并把上面派下来的粮款等各种苛税全部分摊给下了台的乡村长和大户，不要贫苦农民负担。有个保董拒交粮款，陶永昌即派人将其子抓来，限期交纳。人们称他是为穷人着想的乡长，可是各村大户则耿耿于怀，纷纷到县政府告状。国民党宣威县政府对陶永昌进行指责，施加压力，他被迫辞职。
1935年和1936年红军长征两次过宣威，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给宣威人民以深远的影响。陶永昌辞职后，以榨菜油为生，在走村串户卖油中，秘密坚持做党的工作。他不辞辛苦，奔走于陡沟、花鱼、绿水河、色卡、格依、窑上、述迤一带，广泛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的革命道路，组织革命力量，结识大批革命青年，号召他们挺身而出，拿起武器，走红军的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37年，陶永昌再次被推举为陡沟乡乡长。他用新的策略和方法巧妙地同敌人作斗争。他利用乡长身份，积极组织革命力量，掌握武装，作好起义的准备。1937年农历4月，他组织了“青年自治会”，并担任主要领导。他为青年自治会规定了严密的纪律，凡参加自治会的人，经他一一考察，都是有理想、有抱负、有反抗精神的热血青年。同时还为自治会制定了誓词，其主要内容是：“打倒国民党，打倒反动派，除暴扶弱，打富济贫，团结奋斗，严守机密，冲锋在前，不当叛徒。”自治会成立时，各乡百余名青壮年踊跃参加，歃血盟誓，跟随陶永昌革命。陶永昌还提出旗帜鲜明的政治口号：“-，不得不反，若要不反，一不抓兵，二不派款。”在陶永昌的领导，自治会全体成员向各村贫苦农民和亲朋好友广泛宣传其政治主张，动员穷苦人民拿起武器跟自治会一道干革命，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污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为壮大革命武装，陶永昌还认真做好钱之寿的团结争取工作。钱之寿，述迤人，有反抗精神，为人耿直，常带武装百余人抄抢大户的财产，但目标不明确，其武装组织纪律性差。陶认为，若把钱教育争取过来，带领其武装同自治会—起造反，就增强了武装力量，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1938年6月的一天，陶带领自治会成员孔庆儒等人到钱之寿家，宣传党的政策，阐述“青年自治会”的奋斗目标、斗争口号和斗争方法，动员钱率领武装，与自治会携起手来，共同革命。钱当即采纳了陶永昌的意见，表示愿意率部参加自治会共同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双方还商议了准备武装起义的事宜。此后，陶、钱二人或派人联络，或用信件通报，或亲往相会，频繁联系，研究布置准备进行武装起义的各项工作。 1938年国民党宣威县政府委任其忠实走狗（青红帮头目、镇压人民的刽子手）邓玉阶到热水区当区长。担任区长后，更加穷凶极恶，到处抓兵派款，-抢掠，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陶永昌对邓玉阶的倒行逆施切齿痛恨，号召自治会寻找时机造邓玉阶的反，为民除害，平暴安良。而邓玉阶等反动分子对陶永昌把粮款分摊给大户， 抓兵也极端不满，把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伺机拔除。
1938年12月2日，邓玉阶率武装11人，气势汹汹，直接撞入陶永昌家，一进门就破口大骂，限陶永昌要在第二天早上交出一大批修路壮丁，妄图借完不成任务加罪于陶。陶永昌见势不妙，清醒地意识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眼下人力少，当场来硬的对自己不利，只有采用软办法，先把这帮人稳住，再见机行事。他压住满腔怒火，假装满面笑容地迎接邓区长，对邓区长十分尊重，并对邓区长保证，壮丁一定如数按时完成。同时命令部下杀鸡煮肉，大摆酒席，殷情招待邓区长—行。邓玉阶得到了陶永昌的热情接待，对立情绪稍有缓和。随后邓玉阶等入席痛饮，喊拳敬酒，热闹异常，待酩酊大醉后，陶永昌又安排他们吹烟喝水。邓表示满意。这时，陶永昌以自带人去“抓壮丁”为借口，告辞邓玉阶，秘密把身边的几个自治成员派到陡沟、禄水、花鱼、格依等村庄通知自治会成员连夜到陡沟学校集中，并命令每人准备一把短芋头藏在衣袖里，用活络扣把人绑拴起来装成“壮丁”，以掩邓玉阶的耳目和便于起事。邓玉阶过够烟瘾，看到“壮丁”后，感到很高兴。陶永昌借到学校给“壮丁”训话的机会，检查了武器准备情况，布置两个自治会成员砍杀一个区丁，规定了起义暗号。暗号是，陶永昌喊：“兄弟们，给有睡处了！”喊第一声时，解绳取斧，喊第三声立即行动。深夜1点，陶永昌见时机已到，果断地发垃出起义信号。自治会会员勇猛神速地冲进邓玉等人的住处。用锋刊的砍刀斧头处决了11个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为人民除了害，起义取得了胜利。接着打扫战场，派人用本村大户的数张牛车把尸体拉了丟在胡家山背后的双枯洞里。邓玉阶带去的人，有一个钻进锅洞里躲着，被抓出来时，全身发抖，魂不附体，陶永昌宣布饶他的活命，令其改恶从善，以显示起义队伍的威德。同时又将该村原村长尹国照杀毙。
当晚，陶永昌率起义队伍前往格依，并派人通知钱之寿立即率队到格依会师，攻打关营区公所。在格依大会上（钱未赶到），陶永昌充满必胜的信心，向起义队伍庄严宣告：“我们要效学红军，走红军的道路，扛‘打富济贫’的旗帜。”“没有枪向大户借。没有钱向大户要。”“明天要一鼓作气打下关营区公所，待机再攻打县城。”“我们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支持，我们是能够胜利的。”听了陶的动员，起义队伍群情激愤，士气高昂。第二天凌晨，陶永昌率起义武装200余人浩浩荡荡向关营挺进，将必公所层层包围。后知区公所全部人员已龟缩到区公所旁边的段姓碉堡内，陶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亲自带领部分队员攻到碉堡脚下。他开展政治攻势，向碉堡内喊话，叫敌人缴械投降。敌人一边答应投降，—边组织武装待机还击。陶没有及时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以为敌人真的投降了，便站起来去与敌人谈判。他刚刚站起来，堡内暗枪齐发，一颗罪恶的子弹从陶永昌喉咙下穿过，壮烈牺牲（时年26岁）。顿时枪声大作，战斗激烈。激战中，去抢救陶永昌的符文祯腹部中弹，魏玉东又去抡救他们二人亦负重伤。在主要领导人牺牲或负重伤的情况下，队伍被迫撤退，途经格依时，符文祯牺牲。当晚队伍转到陡沟，令该村6户大户各交出粮食1斗，作安葬陶永昌等的炊粮。
次日，钱之寿率队伍数十人到陡沟．公开主持陶永昌等的安葬仪式，进行悼念。起义队伍和陡沟一带广大贫苦农民数百人举哀流泪，悲愤万分。钱之寿命令武装向关营、宣喊县城方向呜枪数百响告慰英灵，号召大家擦干眼泪，继承遗志，沿着陶永昌指引的方向，坚决走红军的道路。—时，群情激愤，众推钱为司令。起义队伍在钱之寿的率领下转战宣威及附近各县，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威震滇东北，后在强大敌人的联合围剿镇压下，起义失败。
中共宣威县委史志委员会（根据陈芳培、魏玉彦、孙阳谷、李占彪、丁锡禄等回忆资料和有关档案，朱礼拴、浦绍臻整理）
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