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1928-2015)，字若木，原名声禄。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史家、哲学史家、方以智研究专家。1928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山东大学讲师、《历史研究》主编等职，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理事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出土简帛方面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后，庞老基本居住在济南，任教于山东大学，并于2010年被山东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专业领域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曾提出在中国远古存在过以大火星纪时的“火历”说。对阴阳、五行思想多有独创性的解释，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重视。
荣誉
2010年9月27日上午，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隆重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儒学专家学者汇聚东方圣城曲阜，探究儒学价值，开展对话和交流。在本届大会上，庞朴先生获得第二届“孔子文化奖”。
代表作品
为学善于小中见大，爱用“汉学”方法钩稽“宋学”课题，写出别具风格的文章。其《说“无”》、《相马之相》、《解牛之解》，便是常为人们称道的代表。
人物经历
1982年，先生率先发出“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时代性呼声。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数十次地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推动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进入90年代后，先生主要从文化现象入手，致力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以解读中华文化密码。比如说，他从黄帝的传说开始，用黄帝的故事说混沌，用“伯乐相马”来谈认识论，从“庖丁解牛”谈实践论，通过一批出土文物(纺锤)来谈“玄”，运用几个上古文字来说“无”，如此等等，最后当然都要归结到中国辩证思维。先生认为，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圆融”，在《易经》中叫做“圆而神”。儒家称之为中庸之道，中和之德；道家谓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西方所谓的否定之否定，差可比拟。通俗一点说，不妨叫“中华智慧”。说得简单点，可以叫做“一分为三”，三分法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是中国思维方法的精髓。
1995年春天，庞朴先生访问海德堡大学黑格尔当年讲堂，不由得想起黑格尔先生的放言高论，说中国硬是没有某种“三位一体的高卓的意识”。其实，就在他发表那场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前164年，中国庐山脚下，一位比他大160岁的避世僧人，正在撰写一部叫做《东西均》的著作。书中所著重阐发的，正好就是后来黑格尔所常讲述的三位一体的辩证法；其思想的深度，完全可以和黑格尔比翼齐飞，毫无逊色；而且由于早出160多年，直可看成是黑格尔思想的先行。于是，先生发了一个宏愿，也可以说准备冒一次大险，决定着手注释方以智这一论著，以飨世人。现已完竣多日，正由中华书局印刷中。
担任中国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会长，管理学教授。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英国伯明翰大学荣誉研究员，英国管理教师协会名誉会员。先生勤奋刻苦，老而益壮，于古稀之年后作生命倒计时的安排，争取在十年内完成四件大事：一是构建一套完整的“一分为三”理论，二是以史例说明中国人的忧乐圆融精神，三是写一本通俗易懂的介绍“火历”的小册子，四是在出土简帛方面再做点工作。其学术成就亦主要有此四端：
观念
对“一分为三”的发现和研究
先生倡导“一分为三”，偏好方-的研究。早在1952－1954年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时，便潜心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探索。1956年曾发表《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一个规律》一文。后来问津中国哲学的历史，与名家打了几年交道，其成果汇编为《公孙龙子研究》和《白马非马－－中国名辩思潮》两书。-期间，先生深感中庸至德之可亲可贵，并亲历了“民鲜能久矣”的可叹可悲，于是有了认真看待“中庸之道”的酝酿，在1981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震惊学界的《“中庸”平议》一文。翌年，又写成《儒家辩证-纲》。1984年，《儒家辩证法研究》于中华书局出版问世。书中从辩证思想角度对仁义的解说，对儒家“一分为三”方法的揭示和分析，都以其敏锐而平实的学风，博得海内外学者赞誉。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先生指认“一分为三”为中国文化密码，并运用这个密码来解读中国文化成果，作了诸多的有益尝试和深入探讨，其代表作如《解牛之解》、《相马之相》、《道器之间》和《对立与三分》等。古稀之后，先生开始对一分为三给出理论上的说明，于是有了《三分-纲》、《中庸与三分》、《三极：中国人的智慧》、《三分法：解读中国文化的密码》、《关于中国古代三分法的研讨－－四圣二谛与三分》等尝试。2001年9月，开始撰写《一分为三论》，2002年8月完成，2003年3月出版，给“一分为三”研究划上了0的句号。
对“文化热”的鼓吹和投入
早在1964年，先生就提出过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创新三原则。1980年和1982年，又在《人民日报》上重申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并鼓吹开展文化史研究。在此后兴起的“文化热”中，先生更多次发表有关文化学和中国文化史的文章，并在各种有关会议上和国内外许多城市发表演讲，论证其文化三个层面(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两个属性(民族性、时代性）的观点，阐明中国近代史的文化历程正是文化三个层面的展开过程，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把握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等思想。相关文章皆收入1988年相继出版的《稂莠集－－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和《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两书。90年代，先生致力于解读中华文化密码、阐述中华智慧的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黄帝与混沌：中华文明的起源》及《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等文。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忧乐圆融”精神，有待于以历史时代和历史人物为实例，来给予生动的说明，于是有了先生十年计划中的第二件大事。
对“火历”的钩沉和解说
先生读史发现，在以太阳和太阴为授时星象以前，古代中国人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大火(心宿）为生产和生活的纪时根据。大火昏起东方之时，被认作一年之始；待到大火西流，则预示冬眠来临。此外如大火晨昏中天、火伏、晨见，也都被作为从事相应活动的指示。先生称这种疏阔的但却固着于生产与生活的纪时法为“火历”。他还证明，火历在文献中留有大量痕迹，在民俗中保存着浓厚的风习(如华人为何尚龙，龙为何戏珠，寒食、灶神，等等）；天文学史上不少费解的难题(如二十八宿的顺序何以逆反，太岁纪年法的旋转方向为何与日月五星相左，干支古代写法中为何有两个“子”字，等等），也都只能以火历来澄清。山东莒县出土的陶文，德国内布拉的米特尔贝格山出土的星象盘，都是火历的有力见证。先生这些思想见于80年代的《“火历”初探》、《续探》、《三探》及90年代的《火历钩沉－－一个遗佚已久的古历之发现》等文中。
对出土简帛的整理和宣扬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批先秦典籍，先生指认出其中有属于思孟五行学说的篇章，并将其整理校注命名为《五行》。此举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和20年后出土竹书的证实，沉寂了两千多年的思孟五行古谜，因之得以迎刃而解。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出版，重新点燃了先生20多年前爬梳马王堆汉墓帛书时的好古之情，于是对荆门郭店竹简进行逐篇研究，提出了儒家“三重道德”论、从心旁字看思孟学派心性说、“仁”范畴的演化等精辟见解。并据竹简材料对当年发挥过重大影响的《帛书五行篇研究》进行增改，重写成《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一书，由台湾万卷楼于2000年6月出版。为推进简帛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先生倡议成立了国际简帛研究中心，并创办和主持了“简帛研究”网站，此举得到海内外简帛学人的大力支持和一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