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囊仙(1777—1797），原名王阿从，生于南笼府(今贵州省兴义市安龙县）城南乡洞洒寨，其平时擅用草药治病，懂得用布依族宗教为老百进行姓消灾祈福活动，又生得貌美不凡，深受布依百姓尊重，布依人称为“囊仙(布依文Naangzsianl）”，意即“仙姑”。
清朝统治者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加剧了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清代官吏、地主、0者纷纷进入布依族居住地区，与当地农村中的土目、亭目、把事勾结起来共同剥削、压迫农民，霸占了大量土地的土司，不仅强迫农民种靠“印田”，而且平时要强迫农民为其服各种劳役，以供其婚丧、宴客、住、行及一切吃喝玩乐使用。封建地主、官吏、甚至差役兵士也利用一切机会敲榨0人民，连穿民族服装也被指为“违制”而受罚。
在残酷剥削之下，清嘉庆二年(1797)，暴发了以布依族为主体，有苗、汉各族人民参加的反清起义——南笼布依族起义——起义斗争历时8个月，震惊清廷，是清朝黔西南一次震动面大，影响深远的布依族革命斗争。
乾隆六十年(1795)，南笼镇总兵花连布率镇军前往镇压石柳邓在松桃发动的起义，南笼防守空虚，王囊仙、韦朝元便伺机策划起义；次年(1796)冬，以木刻为信号辗转通知各地群众到洞洒、当丈集中，布依族农民“翕然从之”，苗、汉、彝族贫苦农民也纷纷赶来响应，两寨陆续聚集了数千人，公推王囊仙、韦朝元为首领，同时建立组织，按军、政、巫三类给予封号和职衔，接着在洞洒、当丈两寨修木栅、石城，又聚集粮草、器械，由府城合家投入义军的汉人桑鸿升任主谋军师并起草文告，部署起义。
嘉庆二年(1797)正月初，韦朝元命府属北乡马房寨的黄抱良(大王公)领先起事，黄在北乡杀塘兵，点燃了起义的烽火，起义爆发的当夜攻下普坪，切断了南笼官兵北逃的去路，翌日，义军迫近南笼城郊，包围府城，知府曹廷奎惊惶失措，触楹柱而死；因守城官兵人数不多，府经历(官名，知府的助手之一)金淳、把总杨文海急调乡勇入城据守，由于城池坚固，官军器械精良，加之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并用大炮轰击，义军虽勇猛攻坚，用火把城门上的铁皮都烧红了，仍攻不下。在围城战斗中，大王公头部中弹阵亡。
南笼起义后，府属之永丰州、普安、册亨、新城、黄草坝、捧鲊城皆被起义军包围，安顺府之永宁州(今花江)、归化厅(今紫云)及贵阳府之广顺州、长寨厅(今长顺)、定番(今惠水)、大定府之威宁州(今威宁)、黔西州(今黔西)、平远州(今织金)等地的布依、苗、彝各族农民也揭竿而起，响应起义。义军各围其城，“储城告警”，清朝驻军一片慌乱，义军一时风起云涌发展到数万之众。
布依族义军声威震惊了清廷，嘉庆皇帝恐贵州巡抚冯光熊“一人照料难周”，特命正在铜仁镇压农民起义的云贵总督勒保“轻骑减从，驰赴南笼”，又命珠隆阿、张玉龙等将领带兵“前赴南笼，星速剿捕”。各处义军与勒保等带领的官军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浴血奋战，纷纷失利。嘉庆二年8月15日，勒保调齐各处镇军围剿洞洒、当丈两寨。义军奋起抵抗，挥舞大刀、长矛与敌展开肉搏。两寨皆被攻破，义军点燃冲天烈火，纷纷投入火海。
王囊仙、韦朝元精疲力竭，在烈焰中被俘，后与王化明、韦抱堵共四名义军首领被押解到京城凌迟处死，桑鸿升等大小首领及义军被勒保就地“全行斩决”。义军村寨成片成片变成废墟，白骨随处可见，百业凋蔽；此后，嘉庆清廷将南笼改名为兴义府，把义军的各式武器运往贵阳，铸成一根大铁柱，树立于贵阳甲秀楼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