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将入相的中晚唐诗人令狐楚，究竟是何方人士？旧说颇异。《唐才子传》云其：“（令狐）楚牞字壳（悫）士，敦煌人也。”《全唐诗》又云“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也。”然而，令狐楚却自云其为太原人，在《全唐文》543卷所收录的令狐楚所作《盘鉴图铭记》中，文末题署“太原令狐楚”，便是明证。此文所著时间为唐敬宗宝历二年（826），时令狐楚在汴州（今河南开封）任宣武军节度使。《唐才子传》出自元人之手，《全唐诗》出自清人之手，所述非辑自本人，故不足为凭。而且，多种姓氏之书都云：汉以来令狐氏世居太原，为望族。就连新、旧《唐书·宰相世系表》也认为令狐楚是唐太原人。
令狐楚，字悫士，家世史无载，唐北都太原人。以诗文卓著而名载史册，以出将入相而饮誉中晚唐。史称其“尤善牋奏制令，宪宗时为中书舍人，敬宗时在朝为尚书仆射，外放为诸镇节度，所至皆有善政。”他生于代宗大历元年（766），卒于文宗开成二年（837）。
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方25岁的令狐楚，赴京师长安科考，得中进士。时即将上任的桂管（今广西桂林为桂管治）观察使王拱恩，思贤若渴，看中令狐楚文才横溢、年轻倜傥，遂奏请朝廷，索令狐楚为其幕府书记官。中晚唐时期的桂管，为岭南“五管”之一，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多民族杂居、政局不太稳定的地方。朝廷为安抚其地，常置经略使、观察使等多种官员辖治，属广府军节度。德宗见到王拱恩请要令狐楚之奏，及时允中。初入仕途、急于施展才能为国效命的令狐楚，亦“感拱厚意”，即随其前往桂林上任。
岂知生于太原、长于太原的令狐楚，心有余、力不足，到得桂管任上，难于适应桂林气候水土，仅到职一年便常患时瘟疾病，难于坚持职守。久拖病体的他，独在异乡，眷念亲情，思归心切，遂奉书上司王拱恩“乞归奉养”。王拱恩也见令狐不服水土，病痼郁幽，只好准其所乞，放养原籍。于是，令狐楚离开桂林，“归还太原”，时年26岁。
归返太原后的令狐楚，在乡时便因才思敏捷、文辞俊丽，有一定影响，今因病而归，立刻引起太原地方官严绶、郑儋等重视。时，蜀人严绶，以礼部尚书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更充河东节度使，太原军政携于一身。他对于令狐楚的德行、才干，早有耳闻，便聘召令狐为太原府幕佐，并安慰病好后再行上任。在严绶麾下，令狐楚如鱼得水、大展才华，很快从书记、掌书记，晋升为节度判官。严绶是一位执政能力很强的封疆大吏，在太原9年，不因天下藩镇大多心怀二志所惑，始终忠于唐室，尽命职守，“为政宽惠，士马蕃息，境内称治，”（见《太原府志》）颇得德宗信任。严绶镇太原的后几年，奏、疏、报、请，多出令狐之手。恰恰皇帝德宗雅好文辞，每见太原奏报，便能辨别清楚哪些为令狐楚所为。一来二往，虽不识令狐之人，却尽悉令狐之文，并多次给予嘉誉，对这个不相识的臣下，颇有好感。逮严绶升迁太傅，郑儋接而任其所司各职。郑氏虽属性急易怒之人，但对令狐楚之信任却与严绶同出一辄，镇中许多要务，多委令狐实施。
天有不测风云，郑儋在任数载，一日暴卒而亡。后事尚未处理，所谓尸骨未寒，河东军中便发生将士哗变。当是之时，深更夜半、月黑风高，十数名哗变将士，乘铁骑风行而至。他们执刀举火，将令狐团团围紧，以刃相逼，迫至军门，威令其伪撰郑儋“遗表”，以藉生事肇乱。令狐楚面对凶神恶煞之将士，冷看刀光剑影之威慑，神色不变，喘息均匀，“搦管即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见《旧唐书·令狐楚传》）令狐所撰“遗表”为何内容，如何能使群情汹涌的哗变将士“无不感泣”？史无详载，不得而知。但其忽临大事有静气、面对危局不慌乱，所草遗表，能情以感人、理以晓人，将-在即的哗乱之军安抚于一旦，由刀剑相加而转为“军情乃安”、俯首贴耳听命于事，其胆魄、其智慧、其文才，足见一斑。这时的令狐楚，在故乡太原已是为吏12载，年纪38岁，将近不惑，应该说仕途虽顺，升迁却不显，所任之职不属于官，仅为僚吏，只是文才之俊晓于世。自平息河东军哗变，一夜之间，名闻朝野，史称“声名益重”。也是在这年，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在位仅一载便被宦官俱文珍等勾结藩镇势力，逼迫退位，称太上皇，皇位由太子李纯所继，史称唐宪宗。唐宪宗初临帝位，急欲使用新人，闻令狐楚一介书生可平息军镇之哗变，遂诏其入朝，先擢殿中侍御史，再迁右拾遗，继为知制诰，直至中书舍人，成为追随皇帝左右之近臣，一干又是10多年。在这10余年中，令狐楚渐通国家政务，晓悉天下大事，深得宪宗垂青。元和十四年（819），年逾5旬的令狐楚出任尚书仆射，典持国柄，名入宰相之列，成为国之要员。此后之令狐，或放外任，或入朝廷，均是入则为相，出则为将，以致史载“内为尚书仆射，外为诸镇节度。”（见《旧唐书》本传）大和六年（832），66岁的令狐楚二次任职太原。此时，年高德劭、通晓民间风情、洞悉官场三昧的令狐楚，身兼三职：太原府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等使（不仅节度河东，还节度其它军镇）。此次为官故里，乃受命于危难之际。时河东等地连年大旱，民不聊生，官不安任，-潜伏。到得任上，令狐楚实施“因人之利而利之”（见《旧唐书》）之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放宽政策，让百姓发挥一己之长，各显其能，自救救灾。这一手果然灵验，太原乡民自谋生路，户无逃亡，口无转徙，度过灾年。口碑皆称令狐“抚慰有方，军民胥悦”。（见《太原府志》）大和七年（833），朝廷见令狐上任一年，河东大治，又诏其回长安为吏部尚书、左仆射。开成元年（836），已是年整7旬的令狐楚，再出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革除原藩蔽政，安抚国都南翼，授爵彭阳郡公，第二年遂卒于任上。
综观令狐楚一生，出道虽早，大器晚成。50岁后出将入相，所任皆有善政。史家评其：“为人外严重而中宽厚，待士有礼，门无杂宾，”（见《旧唐书》）“始自书生，随计成名。”（见《太原府志》）无疑，令狐楚的仕途从政是成功的，而其在文辞诗词方面亦不为人后，饮誉文坛。他是一位多产的文人，虽作品多有散佚，《全唐文》仍收存其文5卷200余篇；《全唐诗》为其作小传，代表作唱和诗《游晋祠上李逢吉相公》，状晋泉声，摹水草色，形象逼真，诗中有画；述朋友情，怀忆旧事，细腻入微、生动感人。捧来一读，“泉声自昔锵寒玉，草色虽秋耀翠钿。”似闻其声，似见其色。轻吟细咏，“相思临水下双泪，寄入并汾向洛川。”思念之情，心飞故国。闺怨宫词乃令狐之拿手好戏，《宫中乐五首》有“月上宫花静，烟含苑树深”句，一“静”一“深”，道出“宫门深似海，月烟两相依”。《长相思二首》之“朦胧残楚里，犹自在辽西”句，与“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有异曲同功之妙。唐代太原诗人，最长边塞曲，令狐边塞之作，堪称精致。一首《塞下曲》：“雪满衣裳冰满须，晓隋边将伐单于；平生意气今何在？把得家书泪似珠。”写尽征人“英雄气”与“思家切”之矛盾心理，完全是一幅“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写照。尤其是他的《年少行四首》中：“少小边州惯放狂，骣骑蕃马射黄羊”句，活脱脱描绘出他生于军镇太原，一身“并州少年”尚武豪爽、狂放无羁的“侠儿”性格。
令狐楚与许多著名中晚唐诗人关系密切、惺惺相惜。号称“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在令狐考中进士，与同榜状元、乡亲尹枢携手回太原时，作《送尹枢令狐楚及第后归觐》诗相赠。“诗豪”刘禹锡与令狐楚诗文往来40年，辑其遗稿编成《漆奁集》。大诗人元稹，称令狐楚“一代文宗”。唐代诗坛“鬼才”李商隐，追随令狐楚多年，为其慕佐，深得令狐“四六骈”技法真传。曾作《谢书》一诗奉令狐楚，衷道忘年感激之情。所谓“少有一身兼将相，更能四面占文章”之誉，就出自刘禹锡之手；所谓“尽解呼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将军”之辞，就出自白居易之笔。对于令狐楚仕途上的成功和文学上的成就，白居易有诗叹为“辞人命薄多无位，战将功高少有文；谢眺篇章韩信钺，一生双得不如君。”
出将入相的诗人“太原令狐楚”，在风光中走完自己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做到如此，是时代？是命运？是其才智？还是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