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谟，字文卿，射洪县洋溪镇高石桥（今互助乡岱钦桥村）人。清道光二十六（1846）年出生。方志学家。
光绪元年（1875），刘光谟应岁贡生试，考中第一名，被选，札调省城尊经书院肄业十年，潜心治学，研究经史，自谓“目览三万卷，家藏八百部”，学有所得则札记成篇，积稿1000余纸。治学勤奋严谨，造诣日深。后任尊经书院斋长。
光绪九年（1883年）春，县人罗希堂（名锦城）等筹修《射洪县志》，约赞襄其事。刘光谟乃从省垣运回史籍千卷，广征博览，兼采众长，结合实际，著《射洪县修志议》及《县志分篇议》两论，以指导修志工作。后复写出《方志笘言》、《答罗希堂进士论修志书》、《答罗希堂进士书》、《答修志局书》等方志理论著述。《修志议》全文分正名、辨体、博征、分门、补订、征文6条，除“博征”1条属于方志取材外，其余均为志书编纂之设计，议论较为广泛。《分篇议》则提出：图、记、表、传为志书宏纲，缺一不可，并逐一论述渊源及撰修方法。所论皆精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认为县志“大事记”，“可以挈一书纲领，如国史之本纪也”，可“开卷了然，若网在纲”。明确指出“大事记”的作用，在当时可称卓见。其余亦有独到之见，且皆切实可行。对于志书的性质，刘光谟师承张之洞、王闿运之学术思想，主张方志纂写应须史体，绳之以史法，准之以史载，因被称为方志学的“历史派”，即“新派”。其记、表、传的分类排列，亦代表了“新派”的体例观点。但在内容记载方面，又强调“地理明，而山川、古迹、土产、风俗、伦理、政治之类可汇录”，颇近戴震的“地理派”即“旧派”学说。他还推崇章学诚，建议修志者研读《文史通义》，从中学取修志理论和编修方法。可见刘光谟的方志理论是兼采众长，融合各家而成，反映了乾嘉以后方志思想的发展。“一言、两议、三书”构成了刘氏方志学体系，受到近现代方志学家的重视，为祖国丰富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可贵的内容。
光绪二十三年（1897），复应聘襄纂《潼川府志》，终得机会实践自己的方志理论。在这部传世之作及遗著《高石斋文钞》3卷中，可窥其一贯缜密严谨，援据详确的治学精神。
民国5年（1916），刘光谟病殁于家中，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