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

刘志丹（1903～1936）

名景桂，字子丹〔后改名志丹），今志丹县金鼎乡芦子沟村人。祖父刘士杰系清同治年间（1862～1874）拔贡。父亲刘培基，清末秀才，曾作金佛坪民团团总张杰儒副官，金汤小学教员，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会议员、常驻议员。志丹兄弟5人，排行老大。7岁时随父读书，后转入永宁山高级小学，民国11年（1922），考入榆林中学。志丹在共产党员教员魏野畴、李子洲启发下，阅读《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大纲》、《向导》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民国12年（1923），榆林中学成立学生自治会，志丹被选为主席。民国13年（1924）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民国14年（1925），转为中国共产党员。7月，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三原参加全省 代表大会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

民国14年（1925）秋，中共派志丹赴黄埔军校学习。次年初，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秋，随军北伐。冬，志丹被派往国民军联军马鸿逵部任-表兼政治处长。民国16年（1927）6月，国民党进行“清党”，刘志丹等30余名中共党员被扣押于开封。7月，在押解武汉途中，志丹等机智脱险，转入隐蔽活动。民国17年（1928）1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驻陕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准备起义，并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前往许旅加强领导工作。5月初，渭华农民起义，成立崇凝区苏维埃。5月16日，刘志丹、许权中等率部开往渭南高塘改编，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指挥。革命军进一步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斗争，摧毁当地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政权，在崇凝、高塘周围45个村子建立苏维埃政权。6月上旬始，冯玉祥调集约3个师的兵力，在宋哲元指挥下，先后三次向起义军大规模进攻。刘志丹、唐澍身先士卒，率兵与敌激战。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过大，刘、唐又缺乏指挥革命战争的经验，起义失败。同年7～8月，志丹等化装回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渭华起义情况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秋，省委任命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主席，派赴陕北工作。志丹途经保安时，和当年榆中同学、保安县中共组织负责人王子宜、曹力如一起，在永宁山整顿地方党团组织，建立起中共永宁山支部和共青团永宁山支部，刘志丹兼任党支部书记。志丹和力如通过县长崔焕九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教育科长曹继芝（中共党员，后叛变）的关系，分别担任县教育科督学和永宁山高级小学校长，以学校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同年冬，刘志丹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特委代书记杨国栋慑于国民党残酷统治，主张只做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荒谬地提出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志丹和特委其他成员，同这种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积极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应采取“白、灰、红”三种策略，即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 ，改造土匪武装，建立工农武装。民国18年（1929）4、5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撤销杨国栋的职务，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志丹为候补常委。

民国18年（1929）春，志丹返回保安，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 工作的决议，主要从事 活动。当时，保安民团团总路登高横行乡里，群众恨之入骨，县长及地方上一些士绅与路也有矛盾。志丹即决定通过合法斗争夺取县民团领导权。志丹和王子宜、曹力如一面分头联络，争取士绅们赞成改选民团，动员四乡父老在“要求罢免路团总”的条陈上签名；一面揭露路登高欺压百姓的罪行，鼓动群众找县长告状，要求改选团总，并通过社会关系巧妙地提出志丹、力如为团总候选人。一时间，“路登高不称职”、“刘志丹文武双全”、“罢免路团总，推举刘志丹”成为全县上下的呼声。志丹见时机已到，便让曹力如和王子宜拿着四乡民众签名的条陈去见崔焕九。崔焕九迫于民众压力，当场表示三天后在县高小校园投票选举团总。刘志丹随即召集支委开会，研究对策，分派曹力如、曹继芝联系政府职员和附近群众，王子宜、赵耀先组织学校进步师生，准备应付突然情况。选举日，路登高拉了一些绅士、团丁参加投票。王子宜也将学生带进会场，夹杂在群众中，帮助不识字的群众写票，暗示他们给刘志丹、曹力如投票。结果，刘志丹和曹力如得票最多，分别当选为县民团团总、副团总。志丹担任团总后，立即对民团进行整顿，废除打骂，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建立党、团组织，把民团改造成为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

民国19年（1930）初，赴陕甘一带从事 工作，入骑兵师苏雨生部任16团副团长。后同谢子长入地方军阀谭世麟部，随部驻防在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待机起义，遭到张廷芝部偷袭而失败。刘志丹脱险后只身回到永宁山，在曹力如、王子宜的掩护下，赴绥德参加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刘志丹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副总指挥。9月，志丹回到保安，向永宁山党支部传达特委会议精神，研究扩大革命武装的计划。随后，在永宁山组织起一支20多人的武装，打着陇东民团骑兵第6营的旗号，到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奇袭太白，击毙驻守太白镇的陇东民团24营营长黄毓麟及10余名团丁，缴获长、 60余枝，骡马10多匹。此次战斗名震陕甘边，称为“太白收枪”。之后，志丹率这支队伍活动于保安、安塞、合水、甘泉一带，几个月内，队伍发展到200余人。

民国20年（1931）春，志丹奉省委指示，再度与苏雨生合作，任苏部团长，驻旬邑职田镇，准备起义，不慎身份暴露，志丹被捕，囚于彬县，部队被收缴改编。后中共组织通过杨虎城的关系营救获释。同年4～5月间，志丹根据省委指示，又打入平凉甘军新编13师陈珪璋部，利用地方军阀间的矛盾，在陈部开展 。陈珪璋明知志丹是共产党员，但对志丹的能力十分钦佩，想利用志丹扩充自己的实力，对付其他地方军阀。志丹心中有数，亦借机以陈的名义在桥山南端宁县成立1个旅，号称11旅，自任旅长，人枪300多，并不断吸收当地农民及共产党员参加。不久，志丹的11旅与陈部发生火并而被打散。7月，志丹与马锡五进入南梁地区，收编赵连璧、杨丕胜、贾生才三股武装，终于组建了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队伍——南梁游击队，队伍逐渐发展到100余人。多次 失败的教训，使志丹认识到首先得有自己的根据地和武装力量，革命战争必须和当地群众斗争相结合，走“井冈山”道路。于是，他把部队拉到子午岭一带，一边坚持游击战争，一边建立根据地。10月下旬，志丹带领游击队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和杨重远、阎红彦、师储杰、杨琪等率领的晋西游击队会合，到南梁一带休整。冬，转移至甘肃省合水县柴桥子。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2支队支队长，在宁县和旬邑一带活动。

民国21年（1932）2月，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家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改编后，志丹离开部队赴省委汇报工作。随后在渭北搞 ，不久返回陕甘边。5月10日，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游击队总指挥。时，国民党军重兵“进剿”陕甘游击队，志丹主持总部会议，分析敌情，部署战斗。15日，志丹率游击队直取旬邑马栏镇，一举歼灭敌511团2个连及民团一部，缴枪200余枝。17日，连歼凤凰山守敌511团2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两地民团共500余人，缴枪400余枝。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五里镇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大红军，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20日，向东挺进，半月之内经过5个县，大小战斗9次，获胜8次，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枝，粉碎了敌人“进剿”。7月下旬，省委派代表到游击队，推行“左”倾错误，对志丹等进行批判。这时，敌人调集3000余人，分3路对游击队开始新的“进剿”，情况非常严重。子长、志丹沉着应战，采取避锐攻弱的灵活战术，佯装撤退，在照金以西埋伏，诱敌进驻照金。游击队立即将其包围，趁拂晓大雾弥漫之机，发动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激战不到两小时，打死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活捉耀县团总蔡子发，歼敌400余，给敌以重创。随即挥师北上，寻找新的战机。志丹在离开照金时，将他的特务队交给-带领，就地坚持游击，开辟根据地。9～10月，子长、志丹两次率游击队攻打保安县城失利，便将队伍撤到甘肃省合水县平正川的梢林地带，分散活动。12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甘肃省合水县会合，根据省委指示，开往宜君转角镇整编，准备成立红26军。此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以中央北方局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利用部队改编机会进行宗派活动，撤销子长、志丹的职务，强令谢子长、阎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志丹和杨重远虽然留在部队，但不分配重要工作。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6军第2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兼任军、团两级政委。志丹遭受不公正待遇，但他心地坦然，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协助王世泰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军纪条例，并尽力维护部队团结，表现出坚强的党性，赢得部队干部战士的拥戴。红26军成立后，杜衡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只讲斗争，不搞联合，主张打倒一切。结果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只剩下被敌围困的照金中心区薛家寨。伤员无处安置，粮食供给不济，情况十分危急。

民国22年（1933）5月，杜衡主张放弃照金，南下渭华重新开辟根据地。志丹坚决反对南下，他气愤地说：“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行毁灭。”杜衡不听劝阻，强令部队南下，自己却借故溜回西安。杜衡走后，汪锋担任政委，志丹任参谋长。部队已深入险地，进退两难，在蓝田张家坪被敌5000余重兵围困，只得分路轻装突围。在终南山一带苦战2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损失惨重。志丹带10余人冲出重围，又被困在深山老岭里。后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货郎”，历尽艰难险阻，10月回到照金根据地。10月4日，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王泰吉。志丹回到照金后即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0月中下旬，志丹和泰吉挥军北上，先后在合水县城、毛家沟门、杨家店三战三捷，歼敌数百人。11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总结以往斗争经验和失败教训，讨论制定了改编部队、建立根据地和行动方针等问题，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26军，先成立42师，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高岗任政委，辖2个团500余人。会议还决定红军暂时撤离照金，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随即，志丹和王泰吉分兵两路继续北上，在二将川会师，利用战斗空隙在二将川、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极大恐慌。民国22年（1933）12月，西安绥靖公署向保安、合水、庆阳等地守军发出命令，准备向根据地发动全面“围剿”。民国23年（1934）1月，王泰吉离开部队到豫陕边搞 ，志丹改任红26军42师师长，杨森任政委。从2月至4月，志丹率42师在陕甘边迂回作战，9战皆胜。在南梁西部荔园堡歼灭张廷芝部300余人，又在三道川蔺家砭消灭张廷芝部1个连，在元城川五角城子歼灭谭世麟部1个连，特别是西华池一战，全歼敌17路军杨子恒部1个团部和2个整营及直属炮连，俘敌600余人，缴获长 6、00余枝，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骡马50余匹，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接着挥师南下，在三原、淳化、耀县一带开辟第三路游击区，终于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扩大了根据地。5月，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志丹任主席。他编写了《军事教育大纲》，在南梁附近的张岔村创办军政干校，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夏秋，刘志丹两次派部队到陕北，协同陕北游击队作战，还抽调一批干部和100多条枪补充陕北游击队。11月，在荔园堡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选举-为主席，刘志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此时，蒋介石调集驻河南高桂滋部和陕、甘、宁、晋4省国民党军4万多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围剿”。12月，志丹和惠子俊（陕甘边特委书记）率红26军2团和陕甘5、6游击支队赴安定，与陕北特委及谢子长等共商对策。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为书记。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谢子长任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因当时谢子长身负重伤，军委工作由刘志丹全权负责。志丹亲自为西北军委起草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全面部署反“围剿”战斗。红27军先和敌人正面接触，志丹率红26军北上，在横山全歼井岳秀部1个精锐连。5月1日，两支红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会师，宣布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在志丹统一指挥和根据地群众武装的配合下，又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粉碎了陕甘宁晋4省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俘敌约2000人，缴枪3200余枝（挺），先后解放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从此，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庆、东临黄河约20多个县的革命根据地，红军正规部队发展到2个师9个团5000余人，游击队4000余人。同年8月，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绥5省军队和驻陕东北军及国民党中央军的一部分共10万余众，对西北红军进行规模空前的第三次“围剿”。志丹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他乘敌部署尚未就绪之机，先发制人，同月中下旬，首先在东线绥德、吴堡一带击溃刚过黄河的阎锡山部2个旅，迫使阎部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横山驻敌。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25军进入陕北根据地。刘志丹亲自起草《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率军南下迎接红25军。9月18日，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红25军、红26军和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共7000余人。红15军团成立后，海东、志丹即率部南下，10月2日在劳山歼东北军110师2个团和师直属队，击毙师长何立中，迫使瓦窑堡高桂滋部和井岳秀部逃往绥德。5日，根据地首府迁驻瓦窑堡。

在反“围剿”紧要关头，“左”倾错误在根据地恶性发展，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斗争”和“肃反运动”。原红26军营以上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以上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当时，志丹正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采取欺骗手段将志丹调离前线。志丹在途经安塞真武洞时，碰见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说有一封给红15军团的急件，顺手交给志丹。志丹一看，原来是密令逮捕他和其他同志的名单。为了稳定大局，志丹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把信交给通讯员，要他送往军部，自己准备赴瓦窑堡向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但他一到瓦窑堡，即被扣押。后来，妻子同桂荣及5岁的女儿也被禁闭起来。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毛泽东主席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代表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由“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保卫局。经过审查，11月将志丹等全部释放。毛泽东、周恩来一到瓦窑堡，就接见了刘志丹。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并将陕甘游击队和地方武装改编为红28军。志丹先后被任命为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28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心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是一个真正的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1936年2月，志丹和-率红28军东征。4月1日，志丹指挥部队由神木沙峁头渡过黄河，向兴县进军，沿途连获胜利。4月14日，在围攻三交镇战斗中，志丹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士向敌人冲锋时，不幸左胸中弹，当即昏迷过去，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的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身边战友：“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停止呼吸。24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致词。同年为纪念刘志丹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

同桂荣（1905～ ），刘志丹之妻，与志丹同村，民国十年（1921）与刘志丹结婚。战争年代，积极支持丈夫革命，默默奉献，倾力抚养遗孤。建国后，关心下一代成长。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政协常委。

刘力贞（1930～ ），刘志丹之女，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