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士成（1842～1900），字功亭，长丰县岗集乡人。家贫寒，父早亡，母子相依，租种田地为生。17 岁，应清军袁甲三部友人之邀，弃农投军。清同治元年（1862 年），转入淮军铭字营任把总，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活动，先后转战江、浙、皖、闽等省。因作战勇敢，晋升为副将。同治五年，随直隶提督刘铭传追剿东捻军任柱部，屡获大捷，赏力勇巴图鲁勇号。同治七年，镇压西捻军张宗禹部有功，以提督记名。
清光绪十年（1884 年）八月四日，法国发动侵华战争，袭击基隆，妄图侵占中国台湾。驻守台湾的福建巡抚、督办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筹措不备，兵单粮匮，形势十分危急，屡电李鸿章请求救援。李鸿章决定遣800 淮军前往支援，然淮军诸将皆怯战不前，无人应往。唯聂士成激于民族义愤，主动请缨，愿率部为援。光绪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租乘英国“威利号”海轮，由山海关启航。原拟在台湾商埠登陆，不料法军已将前进道路-，聂士成率部攀藤援壁，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台湾南部卑南登陆。三月二日，法军集中优势兵力，强攻月牙隘口，近逼台北。正在这紧要关头，聂士成率部疾驰而来，立即与刘铭传策定“扼主六堵”战略，经浴血奋战，大败法军，将其赶 湾海峡。战后，聂士成晋升为刘铭传部副将。四月四日，中法签订《巴黎停战协定》，聂士成部撤回大连。光绪十二年，调驻芦台。光绪十四年，调驻旅顺。光绪十八年，参与镇压朝阳金丹教起义，实授太原总兵，仍统芦台防军。
光绪十九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廷火速派兵协助平定。六月五日，应朝鲜国王请求，聂士成率中国派遣军1500 人，随直隶提督叶志超赴朝，进驻牙山。聂士成治军严厉，下令不准骚扰百姓。时值雨季，大雨滂沱，所部驻在漏雨的帐篷里，无一违犯军纪。朝鲜政府宴请中-队，按朝鲜礼节，应有歌记陪伴，聂士成每次都予拒绝，深受朝鲜百姓拥戴。此间，日本因早存吞并朝鲜和侵华野心，遂以保护驻朝公使返任和保护日侨为借口，出兵朝鲜1 万余人，伺机行动。六月二十三日，日军公然在丰岛海域突然袭击中-舰“广乙”和“济远”号，并遣陆军4000 余人，进攻牙山中国派遣军，正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统帅叶志超面对强大日军的进攻，坐立不安，六神无主。聂士成提出：“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胜，宜驰往据之，战而胜，可据为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叶志超迫不得已，同意聂士成意见，并令其阻击日军于成欢，屏障公州。其实他并不据公州设防为援，而是畏敌怯战，逃命平壤。六月二十六日，日军向成欢发起进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聂士成临危不惧，沉着应战，多次击退日军的猛烈进攻。仅在小桥伏击战中，歼日军1000 余人。后因弹药垂尽，后援无继，-率部败往公州。聂士成抵达公州，不见叶志超一兵一卒，大失所望，只得率部北撤，退往平壤。九月十五日，日军兵分四路，猛攻平壤。坚守玄武门的左宝贵英勇牺牲。聂士成刚从公州到达，即配合马玉昆、卫汝贵分别击退东、西两路日军。身为全军统帅的叶志超，竟放弃职守，当夜弃城渡鸭绿江，逃退九连城。平壤中国派遣军遭日军猛烈进攻，形势危急。聂士成率部占据高山，潜入密林，果敢出击，在他的掩护下，平壤中国派遣军安全转移到虎耳山一带。十月下旬，日军按既定预谋，集兵近5 万余人，由公州渡过鸭绿江，分两路向中国境内进犯。沿江驻守的4 万余清军，一战即溃，连山关、凤凰岭等战略要地一一失守。唯有2000 人的聂士成部，守卫在虎耳山，岿然屹立。他率部冒雪苦战，奋力抗敌，战斗异常激烈。后因孤军无援，众寡悬殊，撤出阵地，转移至摩天岭。日军侵占鸭绿江下游沿江后，气焰更加嚣张，继续向摩天岭发起进攻。聂士成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凭高岭，匿丛林，或全鼓疑敌，或出其不意，神出鬼没，出奇制胜。他善用夜战，袭击日军。十一月二十六日，他与从连山关撤退下来的友军相约，趁冰雪寒夜，亲率战骑偷袭连山关。日军从酣睡中惊醒，丢盔弃甲，仓皇退逃，一举夺回连山关，继而取得孔家店、长岭子战斗的胜利。清廷为嘉奖聂士成，晋升其为直隶军门提督。
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遭到惨重打击，溃不成军。光绪二十二年，聂士成为使淮军重振军威，从直隶驻防军内挑选精干，组成武毅军马步队30 营，共1．5 万人。他一改清军旧制，按德军编制、装备、训练部队，使武毅军成为当时清军的一支劲旅。光绪二十四年，武毅军改为武卫前军，驻芦台。光绪二十五年，调赴涞水、保定等地，参加镇压义和团运动，剿杀义和团600 余人。当时日、俄、英、法、美、德、意、奥等帝国主义国家，因中国甲午战争之败，视中国软弱可欺，联合制造侵华战争，瓜分中国。聂士成虽忠实执行清廷旨意，对义和团进行镇压，但对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名义”，大量调兵来华表示忧心忡忡。曾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提出：“目前情形，外侮尤亟”，请求“严饬炮台各将领认真准备”；“兵轮雷艇，似宜饬令择要聚守，以备不虞”，建议作好反对外来侵略的准备。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日，八国联军2000 余人，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并不断增兵天津、大沽口。聂士成要求将所部调回海防前线芦台，抗击外来侵略军。慈禧太后欲“利用义和团打洋人”，恐对其继续镇压“激起变故”，即同意聂士成的意见，令其率武卫前军将士开赴津塘铁路沿线杨村、军粮城一带，驻军道防，以俟动静。六月十六日，当八国联军进犯北京行抵杨村火车站时，聂士成率所部和民团对其进行阻击和围攻，毙伤八国联军40 余人。西摩尔-退回天津租界。六月十七日，八国联军集24 艘军舰，从海上和陆地向大沽炮台发起猛烈进攻，清守军提督罗荣先率部顽强抵抗，因炮台被击毁，大沽口失守。聂士成率部驰援途中，闻大沽口失守，急奔北塘。部署战守。八国联军占领大沽口后，纷纷登陆，迅即占领北塘。聂士成率部顽强抵抗，拉开了天津保卫战序幕。在主战派的压力下，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宣战谕旨》，对八国联军正式宣战。由于慈禧太后为防止北京义和团夺取她的政权，早将保卫天津的兵力调去保卫北京城，天津守兵只有聂士成所部十几个营，不足万人，且防线很长，城防力量极为薄弱。面对十分严峻的天津防务局势，聂士成镇定自若，他向主持天津防务的直隶提督荣禄慷慨陈词：“今国衅即开，天津首当其冲，吾目未瞑，必尽吾职，不许外军履土。”“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临战前，他告别亲人，派人将0送回故里，表示与侵略军决一死战。六月二十一日，聂士成亲自指挥所部在北仓、穆庄一带，袭击八国联军西摩尔部，予以重创。当时在天津的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张德成，与聂士成虽有前隙，积怨很深，但因国难当头，能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聂士成部作战，携手抗击共同的敌人。正当聂士成率部与八国联军激战时，慈禧太后不分青红皂白，竟将大沽炮台失陷归罪于聂士成。六月二十三日，颁发谕旨，将聂士成“革职留任”，令其“迅速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迅速恢复大沽炮台，以赎前惩。”这本系荣禄优柔寡断，消极抗战所致，而慈禧太后却把责任推到聂士成身上，实属冤枉。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聂士成毫不气馁，忍辱负重，率部与八国联军展开殊死搏斗。在义和团协助下，四面包围，攻打天津租界紫竹林，8 日中恶战十几次。据八国联军供认：“华人此次甚勇敢，为从来所未见。”“彼等之勇猛之处，较被围西人更胜矣！”七月六日，聂士成与义和团首领商定，采取“三面进攻”之计，加强对紫竹林租界八国联军的攻击。聂士成率部从天津城南迂回至紫竹林租界西南，在小西门围墙土台上，安置火炮，向租界及跑马场猛烈轰击，“租界各洋行为毁坏者大半，每日丧生之人数，要不可以臆计。”七日，聂士成率部攻占租界南外侧小营门炮台，进一步缩小了对租界的包围圈。同时，派出部分兵力，协助武卫右军马玉昆部，义和团曹福田部，收复老龙头车站。在聂士成等部的猛烈攻击下，八国联军感到“形势危急”，七月九日，英、法、美、日、俄近万名侵略军，直扑八里台。聂士成闻讯，立即从小营率部赴援，在八里台遭数倍于己的侵略军包围，“四面环击，-如雨”。日本侵略军竟灭绝人性，施放毒气弹，致使聂士成部伤亡惨重。聂士成本人腹部被打穿，肠子流出，但他无惧无畏，仍持刀督战，“顾诸将曰：‘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夫矣’。”后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所部遭覆没。七月十一日，天津遂陷。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赠聂士成“太子少保”，谥“忠节”，建专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