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鞅(?~前458年),世称赵简子,又名志父。春秋末年晋国六卿之一,战国七雄中赵国的奠基人。
赵鞅的祖父赵武是“下宫之役”中落难的赵氏孤儿,父亲赵成曾任上将军。赵鞅大约在30岁左右时袭爵位为晋国卿。晋顷公九年(前517年),周室发生了王子朝之乱,赵鞅奉命平息王子朝之乱而定敬王于成周(今河南洛阳),合诸侯之兵戍周十年。又因他勤王有功,周敬王准许他为王室命卿。晋顷公十三年(前513年),赵鞅铸刑鼎刻范宣子制定的“夷之法”,此为晋国的第一部成文法典。这一法典的公布,博得晋国大多数新兴势力的支持,扩大了赵氏势力和影响。
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赵鞅任正卿,始执国政。赵鞅执政不久,六卿在逐步瓜分晋国土地和人口的同时,都在各自的封地内进行全面的改革,为最终夺取晋国的统治大权做准备。其中韩、赵、魏三家采取了比较进步的政策,而尤以赵鞅的改革措施最为彻底,改革所带来的成效也最为显著。经济上,赵鞅革新亩制,调整赋税,使其领地内亩制大,赋税轻。政治上,赵鞅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他重用董安于、尹铎、邮无正、史黯、窦等刚正而有才能之士,同卫庄公、扁鹊、姑布子卿等名士的关系也极为融洽。军事上,赵鞅奖励军功,以功释奴。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赵鞅率军迎击增援范、中行氏的郑国军队,誓师时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个命令的颁布,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经济、政治、军事的改革使赵氏的经济势力得到增强,政治威望得到提高,彻底改变了过去赵氏处于劣势的不利状况。此后,赵鞅联合韩、魏,把矛头指向六卿中最主要的对手范、中行氏两家。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赵鞅想把卫国进贡的500户人口从邯郸迁往晋阳,遭到同宗大夫赵午父兄的拒绝,赵鞅一怒之下,杀了赵午。于是,赵午的儿子赵稷、臣涉宾“以邯郸叛”,赵午是中行氏(荀寅)之甥,而荀寅又是范氏(吉射)的姻亲,因而得到范氏、中行氏的支持。秋七月,范、中行氏以晋君名义围攻赵氏官邸,“赵鞅奔晋阳”。这场历时8年的战争以范、中行氏的失败而告终。
赵鞅之所以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因为他十分注意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他曾先后派董安于、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到晋阳后,立刻“损其户数”,调整赋税,争取民心,修建堡垒,加固城防,使晋阳成了赵氏稳固的后方。其次,赵鞅善于利用六卿之间的矛盾,结成反对范、中行氏的统一战线。战争爆发时,整个晋国两大敌对阵营各派的组合、力量对比瞬息万变,错综复杂。赵、韩、魏、智氏之间,四家权卿与晋君之间,特别是赵氏与智氏之间矛盾重重。然而,在未取得对范、中行氏的最后胜利之前,赵鞅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注意争取韩、魏、智氏,特别是晋君的支持。对智氏的胁迫,他委曲求全,默许有功之臣董安于 。当范、中行氏以晋君名义伐晋阳时,赵鞅没有公开反叛晋侯,并设法尽快恢复同晋公室的关系,从而得到国人的拥护,扭转了战争的不利局势。再次,赵鞅还非常注意改善同别国的关系。晋定公二十一年(前491年),赵氏与范、中行氏战事正酣,楚乘晋内乱,“乃谋北方”。赵鞅被迫妥协,对士蔑说:“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遂“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满足了楚国要晋引渡戎狄的要求,避免了晋楚之间的直接冲突。最后,作为晋军统帅,赵鞅身先士卒,具有勇于牺牲的精神。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赵鞅与范、中行氏决战于铁(今河南濮阳),赵鞅中箭负伤,面部血流不止,却“鼓音不衰”。讨伐卫国时,他虚心听取烛过的劝告,“去犀蔽屏橹,而立于矢石之所及”,指挥作战,故能“一鼓而士毕乘之”。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中行文子、范昭子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形成“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的局面。
从晋定公二十三年(前489年)至晋定公三十四年(前478年),赵鞅为避免同智氏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转移国内视线,巩固既得利益,又发动了一系列讨伐卫、齐、鲁、鲜虞的战争。晋定公二十三年(前489年),赵鞅率师伐鲜虞。晋定公二十七年(前485年)春,赵鞅率师伐齐。晋定公三十一年(前481年)春,伐卫。然而,这一进程因赵鞅染疾而中断,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简子卒。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鞅在军事上讨伐晋国腐朽势力的同时,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也向旧的宗法制度发起猛烈冲击,严重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基础,加速了晋国封建化的进程,其影响甚至波及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赵鞅的改革为赵氏立国奠定了基础。赵鞅继位之初,赵氏家族已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由于赵鞅采取了卓有成效的革新措施,使赵宗室的势力迅速增强。赵襄子正是在继承其父改革的基础上,争取民心,任用贤臣,虚心纳谏,终于同韩、魏一起灭了“贪愎好利”的智氏,才有晋静公二年“灭晋后而三分其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