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1763～1820)，清哲学家、数学家、戏曲理论家。字理堂（一字里堂），江苏扬州黄珏镇人，嘉庆举乡试，与阮元齐名。阮元督学山东、浙江，俱招往游。后应礼部试不第，托足疾不入城市者十余年。构一楼名“雕菰楼”，读书著述其中。博闻强记，于经史、历算、声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有《里堂学算记》《易章句》《易通释》《孟子正义》《剧说》等。（据1999年版《辞海》“焦循”条）
江苏甘泉人（江苏扬州方巷人），生于高宗乾隆二十八年癸，卒于仁宗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得年五十八岁。少年曾就读于扬州安定书院。曾于三十三岁赴山东居阮元（时为山东学政）家，并随阮元至浙江赴任。嘉庆六年（1801）中举人，翌年应礼部试不第，即返乡奉侍母亲不出仕。母亲卒后，托疾闭户，建“雕菰楼”，足不履城市十馀年，著书数百卷，皆精博。其中用力特深的，为《周易》、《论语》、《孟子》三书。《周易》方面，著有《易章句》十二卷、《易图略》八卷，《易通释》二十卷（以上四十卷合辑为《雕菰楼易学三书》）、《易广记》三卷、《易话》二卷。《语》、《孟》方面，嘉庆九年（1804）著《论语通释》一卷计十二篇（后增为十五篇），又推衍《通释》的含义为《论语补疏》二卷。嘉庆廿一年（1816）始编《孟子长编》三十卷，再编为《孟子正义》三十卷，廿四年（1819）成书。翌年逝世。经学以外，又精天算、考古。曾与凌廷堪及李锐（字尚之，号四香，1765-1814，是清中叶少数专精天文学和数学的学者之一）一起研究天算之学，焦循著《天元一释》、《开方通释》等专门著作，又曾著《群经宫室图》、《剧说》等。平生所著散文辑为《雕菰楼集》二十四卷，由阮元于道光四年（1824）在粤刊行。
除经学、天算之外，焦循极注重地方志，对方志学亦有见解。嘉庆十一年（1806）受扬州知州伊秉绶聘任，与阮元等编《扬州图经》及《扬州文粹》（或可能《扬州图经》即含《文粹》），后因伊氏调任而中辍，焦氏将所搜得文献辑为《扬州足征录》二十七卷，继任者姚秋农修《扬州府志》（嘉庆十五年刊），焦氏亦参与纂修，或至少提供过具体的指导意见。《扬州足征录》外，焦氏又著《北湖小志》六卷、《邗记》六卷，记述扬州一地风土。清代学者。字理堂（或作里堂），晚号里堂老人。甘泉（今江苏方巷）人。嘉庆六年（1801年）举人。博学多识。尤擅易学、算学，亦精医理。曾南游-、北及河北、山东等地，常与人论医。辑有《吴氏本草》一卷（1792年），多取材于《太平御览》等，今存其手校稿本。尝与名医李炳交厚，将李炳医案集成《李翁医记》二卷。李氏之书稿《辨疫琐言》书稿则由焦氏子抄录传世。另著有《雕菰楼文集》。
生平
焦循少颖异，事父母以孝闻，服丧尽礼。乾隆辛酉举于乡。尝从阮元游浙江。闭户著书，葺其老屋曰“半九书塾”，复构楼曰“雕菰”，有湖光山 胜。足不入城市者十余年。庚辰七月卒，年五十有八。焦循博闻强记，识力精卓，于学无所不通，于经无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专勒成书，其于《易》本世传家学，尝疑一“号啕”也，何以既见于《旅》又见于《同人》；一“拯马壮”也，何以既见于《复》又见于《明夷》；“密云不雨”之象，何以《小畜》与《小过》同辞；“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蛊》象与《巽》象同例；乃遍求说《易》之书读之，撰述成帙。甲子，复精研旧稿，悟得洞渊九容之术实通于《易》，乃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于是撰拟《通释》一书。丁卯病危，以《易》未成为恨。病廖，屏他务，专治此经，遂成《易通释》二十卷。自谓所得悟者，一曰“旁通”，二曰“根错”，三曰“时行”。《易通释》既成，复提其要为《图略》八卷。凡图五篇，原八篇，发明旁通相错时行之义。论十篇，破旧说之非。复成《章句》十二卷。总称《雕菰楼易学三书》，共四十卷。先生易经既成，随笔记录二十卷，曰《易馀龠录》。凡友朋门弟子所问答及于易者复录存二卷，曰《易话》。自癸酉立目录，自稽所业，得三卷，曰《注易日记》。又有《易广记》三卷。先生易学，不拘守汉魏各师法，惟以卦爻-比例为主。
焦循又著《孟子正义》三十卷，疏赵岐之注，兼系近儒数十家之说，而以己意折衷，合孔孟相传之正指。又作《周易王氏注补疏》二卷，《尚书孔氏传补疏》二卷，《毛诗郑氏笺补疏》五卷，《春秋左传社氏集解补疏》五卷，《补记郑氏补疏》三卷，《论语何氏集解补疏》二卷，合之，为《六经补疏》二十卷。
嘉庆六年（1801）举人，后弃科举，托足疾在家10余年，博闻强记，于经、史、历、算、声韵、训诂之学均有研究。专注于经史之学，对诗词、医道无不贯通。搜求故友遗书，孜孜不倦，世家有藏书，其藏书处有“雕菰楼”、“半九书熟”，阮元称有“湖光山 胜”。抄录图书甚多，被誉为“抄书一痴”，传说当大水淹到家门口时，还在南窗下从容不迫地抄录《中论》。每得一书，必识其卷端，故其藏书多有题识，藏书印有“理堂”、“恨不十年读书”、“焦氏藏书”等。著述宏富，有《里堂学算记》、《雕菰楼易学三书》、《易章句》、《易通释》、《孟子正义》、《曲考》（佚）、《剧说》、《花部农谭》、《雕菰集》、《雕菰楼文集》、《六经补疏》、《北湖小志》等数百卷。
思悟
焦循思深悟锐，尤精历算之学。撰有《释弧》三卷，《释轮》二卷，《释椭》一卷，《加减乘除释》八卷，《天元一释》二卷，《开方通释》一卷，又命其子琥作《益古演段开方补》以附《里堂学算记》之末。当时算学名家李锐、汪莱、钱大昕等，皆与讨论而叹服焉。
擅长
焦循善属文，最爱柳宗元。表章先正，作《北湖小志》六卷。又掇拾扬州杂文旧事，为目录二卷，名曰《足征录》。又成《邗记》六卷。每得一书，必识其颠末，有所契，则手录之。如是者三十年，成《里堂道听录》五十卷。又举清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读书三十二赞》。文集手订者，曰《雕菰楼集》二十四卷，词三卷，诗话一卷。
游浙
因阮元考浙江原委以证《禹责》三江，乃撰《禹贡郑注释》一卷，专明班氏郑氏之学。谓王伯厚《诗地理考》繁杂无所融贯，作《毛诗地理释》四卷。又仿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撰《论语通释》一卷凡十王篇：曰圣，曰大，曰仁，曰一贯，曰忠恕，曰学，曰知，曰能，曰权，曰义，曰礼，曰仕，曰君子小人。又撰《群经宫室图》二卷，为图五十篇。《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十一卷，《陆玑疏考证》一卷。又录当世通儒说《尚书》者四十一家，书五十七部，仿卫湜《礼记》之例，以时之先后为序，得四十卷，曰《书义丛钞》。
成就
经学与天算学：焦循思想的中心话题
在《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本传入中国之后，明末清初的知识界表现出了学习这部著作的巨大热情。虽然这部书的流传并不广泛，但它对当时中国学人的思想上产生的冲击力却是不可磨灭
《焦循著述新政》
《焦循著述新政》
的。紧随着译本，出现了一批研究学习的著作。如孙元化的《几何体论》、《几何用法》（1608），方中通的《几何约》（1661），李子金的《几何易简录》（1679），杜知耕的《几何论约》（1700），梅文鼎的《几何通解》等。此外，还有一些著作虽不是专门的几何学著作，但它们都受到了几何学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
焦循年青时并没有全力研究算学，而是汲汲于当时最受关注的名物考证之学，著有《群经宫室图》。这是当时最前沿、最时髦的学术课题之一。在考证过程中，焦循认为郑玄注有错，为了将意思讲通，不惜改动了郑注。为此，惠栋的弟子、学术辈份比焦循高的江声专门来信辩论，焦循又复信抗辩。在辩论过程中，焦循注意到，惠栋开创的吴派学人在治学中有一个不言而明的假定，即汉儒的注解是最可信赖的学术资源。在《群经宫室图》中的研究中，焦循坚持认为，如果不修正郑玄的注释，有一段话根本无法讲通。在辩论过程中，焦循以及学术好友阮元都意识到，曾经给考据学开辟过辉煌希望的惠栋学派，其方-走入了严重的误区，因为吴派以汉儒的经传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儒学将重新走入闭塞的死胡同。在为焦循《群经宫室图》所作的序言中，阮元提出了新的学术标准：“求是”而不是“从古”。阮元说：“余以为儒者治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颖达）贾（公彦）义疏之例也。”这是阮元与焦循的共同看法。
与所有的人文学术一样，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往往是言人人殊，你来我往，争得不亦乐乎。从今天的阐释学的角度看，在你来我往的热烈争论之中，学人们通过对话，相互拓宽了视野，增加了理解，从而体察到了人文学的真理。经学研究历史悠久，注疏材料众多，层层累积，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其中的争论更多，很不易得出人所共认的结论。但在乾嘉学术的鼎盛时期，焦循、阮元（尤其是焦循）等人却为这种现象深感不安，并设想着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焦循看来，当时的许多经学争论都是无根之谈，它的终极基础是汉儒经传，其本身算不上可靠的真理，但是，和以往的宋明理学相比，汉学的确是当时的学人不能须臾离开的出发点，是一种既不能完全靠得住、但又不可离开的基础。焦循憧憬着这样的一种学术：它的真理不依赖于争论，它的真理是直观自明的。焦循正在学习的天算学，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能。对焦循来说，一道复杂的算学题，它的结论是否正确，并不需要争论。只要将答案代入题目之中，经过加减乘除的计算，正确与否即可验证，正误双方都不必浪费太多的口舌。倘若经学真理也具有算学真理一般的真理性，那该多好。这一想法，一定曾在当时许多学人的心目0现过。在其后的若干年内，焦循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天算学研究之中。
著作
《天元一释》两卷
《加减乘除释》八卷
《开方通释》
《群经宫室图》两卷
《论语通释》
《易通释》十二卷
焦循论曲三种
焦循论曲三种
《易图略》
《易章句》
《孟子正义》
《六经补疏》二十卷
《古文尚书辨》八卷
《毛诗物名释》二十卷等
《邗记》六卷
《北湖小志》六卷
《扬州府志》
《李翁医记》二卷
《沙疹吾验篇》一卷
《医说》一卷等
《雕菰集》二十四卷
《里堂诗集》八卷
《里堂词集》二卷
《仲轩词》一卷
《剧说》六卷
代表
《孟子正义》为焦循（里堂，1763–1820）所编著。据里堂自述，其弱冠即好读《孟子》，立志为《正义》。惜为世务所阻，故辍而不为。其后里堂与友人黄承吉（1771–1842）论学，二人有鉴诸经《正义》，只知仅守一家之注，而未能兼综博采，故欲为诸经另撰新疏，冀能“破孔贾之藩篱，突徐杨之门户”。群经之中，里堂以家学渊源，尤精于《易》。而于《周易》以外，里堂深恶《孟子》伪孙奭疏“体例踳驳，征引陋略乖舛，文义冗蔓俚鄙”，故亦思为《孟子》另著新疏，以补前人之阙。因之，里堂于完成《易学三书》后，即与其子廷琥编撰《孟子正义》。关于《孟子正义》的编纂过程，里堂尝记之曰：于丙子冬，与子廷琥，纂为《孟子长编》三十卷，越两岁乃完。戊寅十二月初七日，立定课程，次第为《正义》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毕。可见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冬天，里堂父子已开始准备编撰《孟子正义》。二人先以近两年时间，博采历代有关《孟子》及赵注之论述，编次为《孟子长编》三十卷。及《长编》既成，里堂再就其中所录，删繁补缺。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七月，草成《孟子正义》三十卷。其间里堂惟恐志有懈弛，故立定课程以逐日稽省。惜翌年七月，里堂旧病复作，故于《孟子正义》的校誊、编订上，仅能手录其中十二卷而已。
里堂殁后，廷琥秉承父志，歇力完成《孟子正义》之校对、誊录工作。惜半年有余，于道光元年（1821年）二月，廷琥亦以病终。临终之日，遂深托其叔焦征，以完成《孟子正义》之刊刻印行。最后于道光五年（1825年），《孟子正义》终告付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