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剑，原名王延觉，字聘之。
1919年生于今莱城区口镇林家庄。
193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44年至1945年任昆明《扫荡报》文艺副刊主编。
1946年至1947任香港《华商报》副刊主编。
1949年《人民文学》部主任、诗歌组长等。
主要著作有《诗与斗争》、《诗论集》、《十月北京城》、《散文导报集》、《吕剑诗集》、《一剑集》、《双剑集》、《散文、杂文集》等作品，共二十余部。是一位成绩斐然的诗人、散文家。
《大队人马回来了》
诗人吕剑吕剑，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龄。小学时期他曾辗转听到过“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初中阶段才通过文白兼有的国文课本接触了朱自清、冰心等人的新文学作品。除此而外，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所接受的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乡土文化教育。
1937年冬天，吕剑和十几位同伴从济南启程，经充州，一路唱着嚎亮的抗战歌曲辗转到达当时的后方大城市武汉，临时寄居在汉口正街几间阴暗潮湿的屋子里，白天跑书店，晚上则如饥似渴地读书。第二年，已经身为宜昌电报局话务员的吕剑阅读了更多的书和新诗作品，读着田间、艾青、臧克家、邹荻帆、蒲风以及刚刚诞生的《七月》上那些充满战斗气息的诗作，吕剑开始在巨大的兴奋中酝酿自己的作品。
1938年夏天的一个不眠之夜，吕剑写出了生平第一首新诗《黎明》，发出了“太阳，顶着黎明出来!”的对光明的礼赞。随后，他陆续发表了《乡村》组诗和《击剑手》、《纺车夜歌》、《队伍继续前进着》、《大队人马回来了》、《他和大众在一起》等作品。其中以山东莱芜为背景，以一位乡村老翁的独自形式写成的《大队人马回来了》，引起轰动，受到广泛关注。写这首诗时吕剑年方十九，此诗一经在《新华日报》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潘年在文艺阵地上热情推荐，而著名诗人力扬、艾青也先后提及，演员田冲还在延安文艺晚会朗诵过。从此，吕剑大名便不胫而走，出现在整个反法西斯前线与后方!这首诗还与延安诗人天蓝的《队长骑马回来了》并称为“南北二马”、“抗战二马”，一时传为佳话。这首诗也因此成为吕剑的成名之作。半个世纪之后，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这首诗被作为抗战名篇受到中国作协推荐。
此后，吕剑由宜昌而赴襄樊、沙洋、恩施前线三年，又溯江而上抵重庆、走昆明、经广州而转香港，辗转流徙，时遇不测，最后终于在1948年春初穿过-线，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这期间，他先后担任“文协”昆明分会、港澳分会理事，昆明《扫荡报》文艺副刊主编、《文艺生活》顾问等职，还与他人编了一辑“风雨诗丛”。早期诗作与风磨、鲁丁先后《进入阵地》和《夜行诗草》自费刊行。
1943年，吕剑曾将5年间创作的新诗作品辑为一本《人民间工》的稿本准备印行。在后记中诗人写道:我一日不死，我的嗓子一日不被扼哑，我都要学习贴近人民的心灵，继续我的歌唱。要是我的来日的声音能够融化于人民的心灵与大地巨大的挺起的声音，有了更丰满的生命，那么，诗集《人民间工》就算前进过程中的一个起点。“把诗还给人民!”这就是吕剑当时和此后诗歌观念的核心。就在这种观念推动下，吕剑创作了以抗战、乡土、民主、进步为主旋律的大量诗作，其中《大队人马回来了》、《创造》、《草芽之歌》和《家乡有座山》诸首，则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值得一提的是吕剑于1946年至1948年在香港从事的文化活动。而早在赴港之前，他于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文协昆明分会常务理事、昆明《扫荡报》副刊主编，和闻一多、楚图南过从甚密。随着日本技降，-当局追捕进步人士，吕剑不得不秘密随新中国剧社于1945年11月赴香港。
在香港，吕剑出任由-发起，范长江、夏衍等主持过的《华商报》的副刊主编《热风》。在香港，吕剑除了要编写《热风》，还担任文协理事，《文艺生活》杂志的诗歌顾问，《中国诗坛》编委。在当时进步报刊上，不时可以读到吕剑的诗，他后来结集出版的《诗与斗争》就是在1948年由新民出版社出版的。此书远销东南亚，对新诗坛影响很大。
共和国之歌
从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吕剑度过了六年多紧张、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开进和平解放了的北平，立即与严辰合编《文艺劳动》。这是开国前北平出现的第一份文学月刊。在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即留在中国作协筹备《人民文学》的创刊工作，《人民文学》刊行后，吕剑任部主任，诗歌组组长，这其中还有来自部队的公刘和来自新华社的闻捷。
1956年秋冬，吕剑又参与筹备《诗刊》并在《诗刊》创刊后成为第一届编委之一。编务之余，他创作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如《英雄碑》、《我昕中国在歌唱》、《为了爱情，也为了仇恨》等。这些诗作，热情、单纯、清新而率真，带着浓厚的理想色彩和政治热情。
吕剑最初写诗，受艾青、田间以及《七月》诗人的影响十分明显，形式以自由体为主，稍后他开始吸收民歌、民谣的节奏、韵律，写出了《家乡有座山》、《希望歌》及《拦羊调》等等。这期间是他的创作高峰期，有大量的诗作问世，并影响广泛。如《故宫》、《一个姑娘走在田边大道上》、《我常常注视着》及《唱给湘江》等。好景不长，《诗刊》创刊给人们带来的兴奋和激动尚未消退，惊心动魄的“反右斗争”就拉开了帷幕，《诗刊》遂成为政治斗争的晴雨表和生死场。
从1957年7月开始，吕剑停止工作，他与艾青、流沙河、公刘、穆旦、邵燕祥、蔡其矫、孙静轩、张贤亮被列为反右对象，他的诗作受到批判。
1958年春天，吕剑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1962年才返回北京，被安排到《中国文学》担任。
1969年冬天，吕剑再次下放劳动至1978年。在吕剑的生命旅程中，这段沉寂的时期恰在他的整个中年阶段(38-58岁)，这是他的一段永远不再的宝贵年华。
归来的诗人
冰河解冻，百鸟齐鸣。伴随着新时期的来临，吕剑和众多受难的“老诗人”又悄然归来了。吕剑任《中国文学》编委。归来后的吕剑，意气风发，格外精神振作，一反沉寂之态，开始了又一个诗歌创作的“爆发期”。恢复创作后的总量甚至超过了解放前的青年时期。更重要的是，较之早、中期的抒情诗作，吕剑归来后的作品，在思想内涵、整体风格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用诗人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沉思之余而感慨随之，一洗沿华而质实转多”。纵观吕剑新时期十余年之作，就所涉及的主题而言，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历史政治主题。如《我又怎能够忘却》、《回答》、《凤鸟之梦》、《我没有死亡》、《叶》、《沉默》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沉默》一诗的历史内容丰富而凝重，被叹为“不朽之作”。诗人在最后写道: 为什么，为什么你沉默不语?不，我恍若从你这座巨像的心头，听到了远天隐隐滚来的初醒的春雷，你似乎正处于某种历史巨变的前夕。
二是生命存在主题。主要包括咏物诗、自白诗、赠答诗、题画诗几种。三是乡土寻根主题。如《我的村庄》、《家乡有座山》、《故乡三首》、《土地》、《青石关》等都是称颂的名篇。晚年的吕剑也对乡土诗篇颇为认同。在1983年写的《土》中，诗人写道: 是的，我是土地的后裔， 我是一棵树也好， 一株草也好， 都是从这里伸出的根干。
后来，诗人多次表示:我的诗不少以故乡为题材，我的感情总是离不开它，它经常来到我的梦中。我始终是一个乡下人，从心到外表，我相信我的诗充满了乡土爱和忧患感。
“诗如其人”
吕剑已跨入耄耋之境，其从事诗歌创作也已六七十年。从他漫长的生命旅途和诗歌之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诗人一生追求光明、追求进步，始终与民族、祖国、乡土共命运，从未丧失对未来的信念。而对于自己，他却十分淡泊，他“诗如其人”。他是“五四”那年生，民主与科学则跟他与生俱来。他追求的是民主。从他的处女作一直到晚年作，无不为民主和解放而呐喊。他尊重的是科学，从他的散文、诗文到文艺评论，无不从实际出发，在严谨的逻辑思维中闪现真理的火花。他自己却做“隐身人”。
写于1989年的诗，可以看作是诗人的自我表白:他在“不畏春寒”中“渐渐长大”，而聚集成绿阴，仅仅是为了“陪新花朵”、“点缀果实”或“与-抗争”，甚至在秋去冬来时“先是与白雪为伴，最后化而为春泥”。不是么，他40年代编《热风》、编《文艺劳动》，50年代编《人民文学》、编《诗刊》，60年代编《中国文学》，直到80年代又编《诗刊》，都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
吕剑在50年代编《人民文学》时，诗人公刘写了一首题为《五月一日的夜晚》的诗，诗的最后写道:“整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中国在笑，中国在舞，中国在狂欢”。公刘寄给《人民文学》杂志的诗稿中用了“跳舞”两字，而发表时，负责工作的诗人吕剑删去了其中的“跳”字，这样，既使文字0明快，又丰富了诗意。公刘就把吕剑称为“一字师”。
诗人晚年，与风雨同舟近半个世纪的老伴共居半分园，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我园非名园，垂暮聊徘徊。清荫时坠露，瓜豆手自栽。心闲市声远，独善何优哉!岂无澄清志，愧乏命世才。生性厌机巧，惟怜白菊开。好书百回读，兴至诗句催。花间酒一壶，且候故人来。”
19岁的吕剑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诗，如今诗人仍不知老将所至，从容把笔，写着自己的《童年之记忆》。衷心祝愿诗人风采依旧，写出最美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