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南（1550—1623），字会甫，号曙谷，崇仁二都石庄（今石庄乡石庄村）人。历任浙江主考官、东宫直讲学士、礼部侍郎等职。为明代后期的名宦。
吴道南大器晚成。万历十七年中进士第二名，是时他已39岁，首任职务为编修。万历二十二年参与主试顺天。二十五年，直皇太子讲读。三十一年，以左右中充兼编修之职直日待讲。三十三年以左右谕德合为左右庶子，三十七年主试京省，严肃处理了以宦官养子入监，贿赂考官，登第四人的郑汝矿作弊事件。同年，合为少詹事兼为翰林院侍读学士，进左中允，左谕德，少詹事等。万历三十七年，擢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他受权全面处理礼部日常事务，综览时局，忧国忧民，曾先后多次奏请罢除诸税，召还内蔬，账济灾民，减轻百姓负担，还上疏奏请追被害忠臣。万历年间，京师久旱不雨，黎民饥饿嚎哭，他甚为焦急，忧虑反复，直言陈述时弊，请示改革时政，整饬朝纲。他在奏疏中指出五个方面的“郁积”：一是，太子久住深宫，既不听经世济邦之理，又不勤于练习政务之能，使聪明智慧有失天下之本。二是，-不力，无人审案议罪，监狱人满，有进无出，愁愤之气甚重。三是，权党制造冤案，陷害忠良，象满朝荐，六孔时等时称循吏，一关几年，不予纠正，正义得不到伸张。四是，朝廷宫内，积蓄如山，而平民百姓无半载之粮，饥难忍，却得不到应有的救济，任其死亡。逃荒，民不安生。五是，不少有用官员被废弃，一斥不用，终老山林，损失很大。他认为把这个涉及上上下下，内内外外、官官民民的几个方面的“郁积”予以解除，雨露遍天下，国家就会振兴。吴道南指出的这些现象，在万历中期是确实存在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万历皇帝朱翌钧，闭居深宫，寻欢作乐，不问朝政，特别是万历十七年以后，既不上朝，也不处理国家大事。大量奏疏，长期积压，史为“留中”，实则弃之不问，皇帝内部和官僚之间斗争不断加剧，许多大臣、正义之士，或辞官去职，或“佛然而去”，或挂印而归，或拜疏自离。政治一片混乱七八糟，陷于瘫痪境地。因此，当时，吴道南的侃侃疏言，耿耿公禀，被神宗置之不理也就是自然的了！
吴道南重理朝政的奏疏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采纳，但他为国为民的心却坚持不懈。《明史》称他：“遇事有操执，明达政体”，不为一时的变易所动，不被一时的气色所蔽，亮节有守，妥善有度，处事适宜。万历年间，朝鲜贡使返国前，要求购买一批 ，吴道南执言奏请不予批准，被延议采纳。辽东议定举行考试，择优良录仕，吴道南又以边防要地，重在习武练兵，责在严于守土，开科试士应由国家统一举办。这些建议均得到采纳。
万历三十八年（1610），皇帝将吴道南升职为礼部尚书，他先后三次以守父丧为由上 书辞谢，未获恩准，始赴任。一路上，吴道南择车简从，不事铺张，迎送礼仪皆免，所往之处，无人知其为台阁铺臣。“居官自有操守，铺政不为诡随”。且为人秉性善良，广交良友。常和芝麻九品、布衣平民乐天谈笑世间事，促膝共叙俚俗情。
万历四十一年，吴道南与方从哲同时出任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入辅臣之列。按以往成规惯例，廷臣受官，应先面谢皇帝而后到任就职。由于神宗二十多年不视朝问政，对受官的廷臣也不见面。吴道南则坚持不先面谢，立即到任述职。方从哲告诉他，神宗已令先到任视事，他专门上疏致谢后方入朝视事。可见，吴道南对于封建礼秩的奠定是严于律己的。他入廷辅政后十多天，均不见神宗，仅下瑞王婚礼一疏。廷臣纷纷要求神宗皇帝视朝见臣，听取对国事的陈述，奏请精简大僚，举遗佚之事，撤回税使，补增言官等，均一疏百了，石沉海底，更无法推行，付诸实施。吴道南多次要求面君，均无法相见，直至梃击案发，廷臣纷纷争骤起，神宗才召见群臣于慈宁宫，吴道南方得面谢。自此以后，他辅政期间，再也没有望见神宗。但时人称吴道南“辅大政不为诡随，颇有时望”，却是极为公正的。织造中官刘成死后，遣其相知吕贵护送返乡安葬，吕贵则唆使属下人员出面，要求将他留下继续监督织造事，神宗得知予以同意，并命起草诏书下达。吴道南同方从哲一道力争，上疏建请制止。鄱阳湖历来不征商税，朝廷派出的税使，却在湖口设关征税。吴道南又上疏奏明，鄱阳湖滨四周，船无停泊的港口，运输风险大，船只经常覆没，如另设关征税，必定使水运阻塞，故以罢关勿征为上。万历四十四年，吴道南偕同礼部尚书齐楚先，主持会试。副都御史沈秀文之子、吴江举人深同和，目不知书，通过贿赂礼部官吏和收买同乡赵鸣阳，“以带细册入闱”“同邑赵鸣阳助完之”的办法，共同作弊，结果深同和得第一名，赵明阳得第六名进士。金榜公布以后，“京都大哗”，春闱之地一片喧嚷。吴道南当即奏请将深同和下贬谪戍戊，赵鸣阳亦除名，使不法者得到了应有的处理。
吴道南对科场作弊，历来从严处理，决不手软。在他任礼部右侍郎时，曾对汤宾君的科场作弊进行了及时的处理。深同和作弊被处理以后，卸史李嵩、周师旦即连章弹劾吴道南，给事中刘文炳相继上疏激烈攻论。吴道南疏辩乞休，疏中对文炳有较多的挟击，于是，刘文炳更加激烈地抵毁吴道南，御史张至发也上疏为刘文炳助威，甚至肆口谩骂。吴道南自责“臣辱国已甚，请立罢黜”。神宗对吴道南颇为爱重，不仅没有按弹劾者所言，而是令刘文炳外任，并夺李嵩等六个月的俸禄。御史韩浚、朱渭又相继上疏为刘文炳伸张，再次诋毁吴道南。吴道南益加求去归里，杜门不出。第二年上疏二十七条，作为告别朝廷奏。神宗阅疏，仍予勉留，不许致仕。适逢吴道南继母死，准其速归，并赐道里费，遣人护送回乡。天启元年，熹宗朱由校“以覃恩即家”，进太子太保。
吴道南中年入仕，在朝廷为官二十余年，清廉淡泊，不阿附权贵，不谋私情，他平易近人，从不因高官显爵而盛气凌人。他任东阁大学士时，行装简仆，不仅没有过高过分的要求，即使按规定应有的供给、护从等，均一律拒绝。据《崇仁县志》记载，他官至皇帝的辅臣，而他的家产却不及一般中等人家。他虽长期从政为官，在学业上也有成就。
光宗继位后，推恩加禄秩，望其再度挂印辅政。吴道南不幸病重，乃带病作《大政议》二十条，成为其绝笔。遗著有《吴文恪公集》十卷，《河渠志》、《巴山草》、《曙谷集》、《日讲录》、《奏议》、《语录》等；编有《秘岌新书》十三卷、《别集》三卷，均存目于《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吴道南于天启年卒于家中，时年七十四岁，荫子四，赐祭十二坛，赠少保，谥文恪，从祀乡贤祠。
吴道南一生颇富传奇色彩。有涉他的正文轶事，民间皆诵为佳话，与世流芳。今崇仁县城“道南路”即为纪念他而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