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允行，字克修，明，潜江（今浩口镇）人。明正统十年（1447）考中举人，官至铅山（今江西铅山县）知县。
（一）
袁允行任职的铅山位于江西东部，靠近福建，属武夷山脉多山地带，因盛产铅而得名，明朝乃至今日仍属于偏僻较落后地区。据有关史志记载，他到任后，得知铅山贫穷落后，府衙欠外债，民众多贫困。为了减轻黎民百姓负担，他经常脚穿草鞋，身着便服，不坐轿子，更不要衙役们前呼后拥，鸣锣开道，打着“肃静、回避”的牌子下乡察访民情。明朝时期的一个县衙胥吏衙役少则一百来人，多则三四百人。知县出衙门履行公务，坐轿子、鸣锣开道等是必需的。这既是朝廷规定的职级待遇，也是为了体现当官的威严，还有人身安全的考虑。这就相当于现代的县（市）长下乡不要秘书、办公室主任和办委局等陪同，下乡调研视察却脚穿布鞋、不坐小车一样，这份清廉和亲民之举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察访后，他得知胥吏太多，既横行乡里扰民，也增加了府衙和老百姓的负担，于是他从大量裁减辞退衙役胥吏、肃整政务开始治理铅山。他特别亲民，每当他发现老弱病残及孤苦伶仃者，常常拿出自已的俸禄去济贫扶困，弄得自己穿了三年的官服破旧后却无钱更换。对高山深处的山民，他还劝导靠山吃山，多种茶叶；对丘陵平原地带的百姓，他敦促农耕。铅山在他的治理之下，政通人和，民富人安。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五·人物志。以下简称《县志》）对他在铅山的政绩，用“吏习民安”一句话予以了高度概括。
（二）
袁允行在铅山任知县九年后，到了退休养老的年龄，他乞老归里之疏获准，即率妻儿老小乘船举家回潜。当船过鄱阳湖时，遭遇大风，一叶扁舟既轻，而吃水又太浅，面对波涛浩瀚、汹涌澎湃的风浪，他找来了十几片石头放入舱底以增加船的稳定性，战战兢兢地驶过了鄱阳湖。次日，当船行至九江关口，进行税赋征收和稽查的吏员发现他的船荷载异常，要求其靠岸接受检查。当袁允行靠岸拿出告老还乡通关文书后，税吏得知他是一知县后，眼睛一亮，大喜过望，认为舱内肯定装有大量的金银财宝，更是坚持要开舱查验。袁允行解释无效，只得让他们去查舱。税吏们查清船舱的确是十几片镇风浪的石头后，非常愧疚地低下头致歉，灰溜溜地离开了。《县志》是这样记载的：“舟过鄱湖，运大石以压风涛。次九江，榷关者与允知有嫌。见其载重，使人启视，惟大石数十片而已，无他物也，惭谢而退”。
当了九年知县的袁允行囊空如洗地回到了故里，过着隐耕于田、杜门读书、辅教子孙的淡定日子。尤其是自己一生形成清廉简朴，清白立世之风范一刻也没忘记，仍然过着清贫甚至有点苦行僧的生活。《县志》记载：“归田后，杜门读书，萧然若寒士”。同时，他不断将此家风向子孙灌输。这样就有了他任临桂（今广西临桂县）知县的儿子袁珣，在肥沃富裕之地当官，而“所居仅诛茅避风雨”的美谈；后来又有了他的曾孙袁国臣，奉命出使楚藩，对亲王所赠重金而不受，亲王也为之钦佩不已，后为其建了“却金亭”。
（三）
由于袁允行的言传身教，袁氏一族六世显荣。除了上述所说的子袁珣、曾孙袁国臣外，他的孙袁纪是吏部给事；他的玄孙袁昌是赣州通判，袁昱、袁昂是太学生；袁昌之子袁调又任了怀远知县等等。家乡人民对九载知县、廉洁奉公、归里时囊空如洗的袁允行十分敬重，万历元年（1573），时任知县李之珍主持修建“乡贤祠”，祠中供奉潜江有史记载以来的乡贤共二十二人，袁允行就在其中，并排在第三位。为彰显其德行，后来家乡人民又为其在县城西街建了“丹桂坊”牌坊。他去世后，葬入其出生地“县西六十里，广福乡长乐寺”。
袁允行为官之道，不仅传承于子孙，也为中国古时候的官吏树立了榜样。据悉清乾隆期间以诗、书、画（竹）三绝而闻名的知县郑板桥，其巡乡不坐轿，常年草鞋布衣，体察民情，时刻将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这与袁允行同出一辙。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正是袁允行为官的心境；郑板桥罢官辞别潍坊时有一首诗的前两句：“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tuó，袋子）萧萧两袖寒”，这也正是袁允行乞归时的感受和境况。
“一枝一叶总关情”是心系民众、清廉为官者的写照，也是中国民众从古至今的期盼。愿我们这个时代有更多的袁允行式的清正勤廉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