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丕振，1917年11月出生，浙江省乐清县山面乡(今岭底乡）泽基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参加新四军。
(一）
15岁前，周丕振除了在私塾读书外，还当过学徒，但主要还是砍柴、看牛、种地。16岁那年，父亲送他上了小学五年级。由于之前从没有学过算术等课程，以及对城市环境的不适应，周丕振第一学期总成绩只有25分。但他凭着刻苦和聪明，不到一年，成绩跃至全班第三名。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联中。之后插班进入瓯海中学成为三年级学生。在联中和瓯海中学就学期间，他结识了李方成等进步青年，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革命思想，感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使周丕振深受教育。他参与了温州学生声援“一二·九”运动的活动，参加了拆毁“东洋堂”的斗争，此举成为他走向革命的起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周丕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下半年，乐清成立了战时青年服务团，周丕振担任该团虹桥办事处主任。他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经常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8年8月，经同乡余秉刚介绍，周丕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乐清战时青年服务团解散，国民党乐清县政府成立战时政治工作队。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周丕振进入政工队，和李方成等人一起工作，并担任了第三任党团书记。周丕振发挥出色的组织能力，把政工队的抗日救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得到了中共浙南特委领导的好评。国民党乐清县政府关押了剧团负责人谢隆光等三青年，周丕振率政工队党团成员和几位抗日积极分子继续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释放了谢隆光等人。
1940年10月，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派周丕振到新四军东南党校学习。他和余秉刚一起，从乐清泽基村出发前往皖南。到达安徽歙县后，找到新四军岩寺兵站。平生第一次见到自己部队，周丕振的心情十分兴奋。由于形势紧张，新四军东南党校停办，周丕振留在了新四军，被编入新四军教导总队第四队(即政治队），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当时，周丕振所在的教导总队政治队跟着新四军军部一起行动，一直参加战斗，激战了六、七天。1月14日，周丕振等几十名战士突围出来后，在石井坑又遭到包围，粮食吃光了，子弹也打完了，不少同志壮烈牺牲。当周丕振和两位战友撤到山坑小溪边时，又被一股敌兵包围。周丕振等三人不幸被俘，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在8个多月的牢狱生活中，他始终坚贞不屈，团结狱友，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当他看到经常有一些战友被反动派残酷枪杀时，心想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他时刻准备着想逃跑。有一天，他发现操场角落的厕所，紧挨着铁丝网，粪坑后有一条排水沟，经过铁丝网底部直通外面。由于沟里长满了杂草，很难发现这是一条可以通过人的沟洞。他不动声色，等待着逃跑的时机。一天晚饭后，天空下起了毛毛雨，周丕振心想逃跑的机会来了。他偷偷地拉了同囚室的朱一明，两人走到笼子前，向敌班长请假上厕所。他们走进厕所时，里面还蹲着两个人。他和朱一明假装大便，等这两人走后，立刻开始行动。他俩慢慢地从沟洞里爬出去，在夜幕的掩护下，弓着身子飞快地钻进一片树林，终于成功越狱。他和朱一明身无分文，一路上睡山坑荒野，食野果、偷番薯充饥。身上唯一值钱的一件衬衣和一根皮带也用来换了饭吃，一路乞讨，历经艰辛，终于回到了家乡乐清。
1942年初，周丕振回到故乡，正值乐清党组织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转入隐蔽斗争的时期。因形势紧张，台属特委机关也转移到山面乡泽基一带。周丕振找到组织，汇报了自己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被囚上饶集中营和冒险出逃的经历。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和邱清华等结合周丕振去皖南前在乐清工作的突出表现，商议后认为其可以信任，并决定任命其为特委秘书，负责生活和保卫工作。
1942年5月，乐清党组织划归浙南特委领导，台属特委机关迁回台州，周丕振留在乐清工作，成为一名重要骨干。他不仅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而且找到了大功、赤岩等几个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山洞，以及人迹罕至的深山峡谷。这为他以后能够带领游击队与敌人周旋，取得反“清剿”斗争胜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43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温州被捕后牺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嗣后，敌人对我地下党组织大肆清剿、搜捕。永嘉、仙居、黄岩、温岭等党组织也先后遭到破坏。同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高潮。国民党闽浙赣三省绥靖指挥部第十四督剿处指挥官曹集云率部进驻乐清虹桥，对瓯江以北的西楠溪、乐清等地开展“清剿”，同时，组织一支由特务、叛徒组成的“肃奸队”，重点破坏我党的各地方组织。在-下，曾任台属特委委员、乐清县委书记的郑梅迪变节，于次年4月在虹桥向国民党“肃奸队”办了自首手续，供出我县、区级干部二三十人，并准备赴温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密谈。在这事关党组织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乐清、瓯北两县党组织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解决，由周丕振带队执行。周丕振率武工组当夜赶往朴头郑家进行阻止，在劝说无效反遭围攻的情况下，当场处决了郑梅迪。周丕振在紧急关头迎难而上，勇诛叛徒，挫败了敌人企图消灭乐清、瓯北等地党组织的阴谋，为党立了一大功。
1944年9月，日军侵占温州和乐清县西。乐清党组织决定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抗日。10月，“乐清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周丕振任队长，邱清华任政委，林鹤翔任指导员。抗日队伍开始只有13人枪，到年底发展到50人枪。
1945年2月，成立“乐清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周丕振担任司令员。
1945年3月21日，日军200余人侵占乐清芙蓉镇，企图以此为据点进犯游击根据地。22日夜，周丕振率抗日游击队从山面乡出发，分路挺进，攻打芙蓉镇。在距敌人驻地不到3里路的良园村，遇到浙东区党委派来支援浙南的浙东纵队第3支队支队长余龙贵。于是，他们一起研究作战部署，于23日夜突袭敌人驻地桥头堂小学，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敌人慌忙采取火力-，试图反击。在游击队的猛烈攻击下，敌人见势不妙，撤出小学，狼狈逃窜。游击队一举收复了芙蓉镇。
1945年3月底，浙南特委决定建立瓯北中心县委，永嘉、乐清两县部队合编为“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余龙贵任总队长，胡景瑊任政委，周丕振任副总队长，邱清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9个中队，后又扩编了2个中队，共计11个中队，拥有700人枪。
(二）
1945年9月，国民党浙团4团2营进驻永乐边界地区的樟树袅、科竹、乌弄3个村，成互为犄角之势，阴谋隔绝永乐两地游击队的联系，以实现其分割包围、逐个歼灭的目的。这一天，周丕振接到情报，敌人在樟树袅村驻扎一个加强连，配有4挺轻机枪，正在村头赶修碉堡，但敌兵尚未驻进去，除在村前三官亭守着一个哨兵外，其余都还住在村里的一座九间大屋里。周丕振意识到这是一次歼敌机会，如果敌人住进碉堡，要歼击他们就难了。于是，他立即派人摸清敌人驻地地形、哨兵位置、作息时间，反复研究作战方案，决定采取奇袭。27日夜，周丕振组织了一支突击队，急行军来到樟树袅村的后山，悄然无声地隐蔽进该村的我地下党员陈仕进家。其他战士隐蔽在山腰，随时接应突击队。次日清晨，敌人从睡梦中醒来，根本没有料想到，游击队此刻正隐蔽在距他们眼皮底下不到50米的地方。不一会，敌人吹响了吃早饭的哨子。突击队闻讯，立即分成三组，直奔敌顽军营房。一组从大屋后堂门迅速破门而入，部分队员直冲楼上，夺取轻机枪；另一组队员控制正在吃早饭的敌人；还有2名队员则直奔村前的步哨亭，缴了哨兵的枪。正在吃早饭的敌人被我游击队如神兵天降般的突然出现吓呆了，不知所措。敌连长回过神来准备上楼拿机枪，到了楼梯口时立即变成了木偶似的不敢动弹。原来，我突击队员早就夺了这些轻机枪，正守在楼梯口等着。敌人只得乖乖举手投降。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缴获了4挺崭新的轻机枪，33支长 ，俘虏连长以下敌顽62人，彻底、干净地拔除了敌人在樟树袅的据点，粉碎了其-计划。就这样，周丕振以他的智慧和忠诚，依靠他和战友们不畏艰难、顽强斗争的精神，在当地党支部和群众的掩护下，与敌人开展了“围剿”和反“围剿”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一次伏击战中，坐着轿子前来督战的国民党温州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宝琛，吓得滚下轿子，仓惶逃窜，还丢下了他的水晶眼镜。
1947年5月，周丕振进入浙南特委举办的第一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
1947年11月15日，原江北县队改名为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下暂设第1、2、3、4中队及独立分队、直属警卫队。任命周丕振为括苍支队支队长，徐寿考为副支队长，邱清华兼政委，郑梅欣兼政治处主任。
1949年2月，浙南地委要求括苍支队在江北地区发动攻势，多打胜仗，牵制敌人，配合解放军即将实施的渡江南下作战。根据地委指示，周丕振率领括苍支队向括苍地区的敌军据点和县城大举进攻。从3月9日夜开始，先后奔袭虹桥镇，智取大荆镇，连拔温岭县境内的琛山、潘郎、虎啸三个敌据点。30日挥师向西，袭击了永嘉重镇枫林镇，-告捷。敌人心惊胆颤，撤兵退回温州。
(三）
新中国成立后，周丕振任浙江军区警备1旅政委(旅长余龙贵）、中共浙江省第五地委委员兼浙江军区第5军分区副政委、华东军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部队列处处长、南京军区战史室副主任、安徽省军区徽州军分区司令员、安徽省治淮指挥部专职副指挥、安徽省农办副主任、安徽省军区副参谋长。
1980年3月，周丕振调任浙江省军区司令部顾问。同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他写的长篇革命回忆录《雁荡峥嵘》一书。
1982年11月，周丕振离职休养，享受副军职待遇，居住在浙江省军区第五干休所。
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
2002年9月1日，周丕振因病在杭州逝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