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勉，原名应端贤，1912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城一个穷苦读书人家庭。是著名画家应野萍先生的胞弟。
朱学勉的父亲应桂磬是前清秀才，为人慷慨正直，爱诗能文，工书法，以教书为业，安贫乐教，淡泊明志。他的这种秉性，对朱学勉的成长颇有影响。
1925年朱学勉高小毕业的时候，家庭的厄运接踵而来，“父死兄丧家四壁”。从此，年仅14岁的朱学勉走上了谋生的艰辛历程。开始时在本县一家中药铺里做小店员。1929年他到了上海，跟着胞兄应野萍学习绘画。尔后，进了一家礼品公司当画工。在这段时间里，朱学勉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并参加了夜校的学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接-生，国土的沦陷，帝国主义对同胞的肆意-，激起了朱学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在一首词中发出了怒吼：“家园，家国，依旧风雨飘落。长期抵抗无期，亲善双手携提。提携，提携，整个国土送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朱学勉目睹国共两党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时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是蒋介石政府处处限制全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一方面是共产党人主张动员和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的抗战。他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希望，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领导抗日，真正拯救中国。他毅然决定奔赴延安。
1937年10月8日，朱学勉只身远行来到了西安，很快通过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考试，被陕北公学录取。经过艰苦跋涉，他于11月4日抵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朱学勉系统学习了革命理论，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陕北是他生命途上飞跃突变的一个圣地”。1938年1月18日，他给胞兄应野萍的信中写道：“弟现在很快乐地生活着，很幸福地生活着；非但如此，而且了解了应该怎样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怎样才能求得中国的民族的独立解放，以至建设新中国。毕业后，弟本着这样的愿望努力去干，什么吃苦，什么危险是不会摆到我的心上的，在这国破家亡的今天，还能顾到这些吗!”
到延安后，朱学勉以“悲秋”为笔名写下的杂感、诗词、小说，有的发表在进步的《文艺学刊》和《小说月报》上，受到过邹韬奋、林淡秋、王任叔等人的鼓励。从陕北公学毕业后，他愉快地听从党组织的安排，从延安回到浙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先是担任中共鄞县县委组织部长、余姚中心县委书记。之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0的时候调任中共诸暨中心县委书记。这时，敌人正到处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在浓重的-下，有的党员经不起考验，出现了一些自首变节和叛党分子，党组织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为了保存革命力量，1941年8月绍属特委决定实行“隐蔽精干”的政策。将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联系的领导方法，朱学勉任诸暨县特派员，并要求从事地下活动的干部“职业化”，隐蔽到工农群众中去。
是年秋天，朱学勉同党员杨乃来、叶伯善在陈家坞开起了一家豆糕店，为党的地下工作提供掩护。
为了长期在群众中隐蔽下来，朱学勉又向身边的同志提出：我们必须做到生活真正群众化，装成不识字的人，不在人前读书看报。这对于他们来说，在精神上是很痛苦的。对此，朱学勉是这样说服自己和同志们的：“一个共产党员，处在今天的环境里，更重要的在于思想上和生活上的锻炼。”他们象村里人一样每天不刷牙，赤脚穿草鞋。朱学勉还一早上山砍柴，砍回一担柴再吃早饭。这样，他们与农村群众生活毫无不同之处，与群众打成了一片。特别是与房东老木匠的关系，从一般友谊发展到有政治基础的同志式的关系，老木匠的家成了诸暨县地下党可靠的联络站。而他们的豆糕店，又为地下党的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经费。
诸暨县党组织在“隐蔽精干”中保存下来了，领导着全县的抗日救亡工作。
1942年5月25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浙赣沿线相继沦陷。为此，朱学勉又放下豆糕担子，拿起枪杆子。在诸暨沦陷的第八天，党领导的泌湖乡抗日自卫队，在“保卫祖国、保卫家乡”的口号声中树起了抗日的旗帜。虽说队伍很小，总共才20多人，武器也差，没有一挺机枪。但在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中，就由一个乡扩展到4个乡，到了这年的9月，便已组建为八乡联队了，当地群众亲昵地称它为“‘三八’部队”。
热爱写诗作文、做过几年秘密工作的朱学勉担任了抗日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承担起带兵打仗的重任。
拿起武器与侵略者生死相搏是朱学勉的心愿。早在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个月，他就在《有感》(三首)中抒写了自己的心声：“战云漠漠漫神州，生死存亡共国仇。投笔从戎何处是?可怜空负少年头。”“四万万人同誓死，一心一德一戎衣。”
作为一名政治指导员，朱学勉每天不管行军路线有多远，不管身体怎样疲劳，到达宿营地后，总是烧水给同志们洗脚，睡得比别人迟。有的战士因远离家乡，加之生活艰苦，思想波动。他就逐个找人谈话，做过细的思想工作。
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朱学勉染上了疟疾和疥疮，又因缺医少药，久久不愈。有时，行军途中突然发起了疟疾，浑身冷得发抖，他就披上毯子坚持行军。别人为他担心，他却若无其事，还笑着说“好朋友又来了”。同志们劝他治治疥疮，他却风趣地说：“这样不是很好吗?空下来还有事情好做呢。”
由于长期的劳累和疾病的折磨，生活的艰苦，朱学勉的身体一直比较虚弱。同志们出于关心，劝他买点人参一类的补品吃吃。他坚决拒绝：“现在我们生活困难，不能买!”朱学勉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家人也是如此。他爱人产后，晚上起来点煤油灯很不方便，而部队里备有矿烛，但他一支也不肯拿回去给妻子用。他说：“部队里的东西，怎么好拿到家里去呢!”
朱学勉的模范作用，更多的还表现在战斗中的身先士卒，不怕牺牲。1944年，在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斗中，他亲自率领一个中队，经过三次冲锋拿下了前方村东侧的制高点。战斗打得很苦，中队长李克福牺牲；朱学勉的军帽被打穿，一绺头发被打掉，背着的雨伞也被打穿了一个洞。撤退时，朱学勉又和教导员俞林一起带少数人担负掩护任务。真正做到了冲锋在前，撤退在后。
1944年5月27日早晨，天下着蒙蒙细雨。抗日游击队从渔橹山后村刚转移到墨城湖附近的半山村，便接到群众送来的情报，说是枫桥、阮家埠的汪伪军独立第四旅出动了，正沿着枫桥江向诸(暨)北根据地进犯。敌人分兵两路，共有1000多人，由旅长蔡廉亲自指挥，先头部队已经进入麻车阁、庙西一带。这时敌人距抗日游击队只有1公里路，并已形成对抗日游击队的包围之态势。在这次战斗中，朱学勉奉命占领晓天垅最高峰枯竹尖。
朱学勉深知，只有歼敌有生力量，才能更好地守住阵地。受命后，他决定亲率两个中队去解决占领庙西的敌人。不料，他刚要出击，汪伪军的一个团赶到了。顿时，战场形势逆转，朱学勉的兵力无论在数量上和武器上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他果断地决定，将部队就地散开在开阔地上，变出击为阻击。但是，挟优势兵力火力的敌人，在遭到20多人的伤亡后依然猛攻不止。朱学勉沉着应战，一面传令部队向枯竹尖主峰转移，一面组织一个排的兵力渐次掩护撤退。激战中，朱学勉不幸中弹牺牲。
战友们化悲痛为力量，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傍晚，敌不支溃退。这一仗，抗日游击队直接参加战斗的只有3个中队，平均每人只有十几发子弹，硬是顶住了敌人轮番4次的冲锋，歼敌近百人，保卫了根据地，从根本上扭转了金萧地区的局势。
朱学勉为人民利益而死，人民永志不忘他。1945年7月金萧支队诸暨办事处将枫桥魏家坞的忠义小学改为学勉中学；诸北大宣村的群众将村中的一块“元宝地”挖成一个大池塘，题名为“朱公池”。全国解放后，枫桥还修建了“学勉路”。他的英雄事迹，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